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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一度是2008年中国经济界讨论最多的话题。如果历史的语境已改变的话，国有企业需要为自己享受的制度性红利作出自己的补偿。这种“赎罪”行为的最好朝向是社保基金。为全体国民建立的保障体系，需要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伦理属性对接血统。庞大的国有企业少得可怜的红利上缴，目前只是初尝制度化安排。如果全部用于社保体系，在国家的政治道德层面获得认知，则为自己的垄断合法性至少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如果不是这样，在下一个十年中，尤其在经济结构转型成功后，国进民退的语境将会完全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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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1930年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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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6年中国理论界大争论，虽然在几年内也没有获得多少共识，但它为随即的“国进民退”做了一些舆论造势。甚至可以说，那轮争论中互联网上对于中国既得利益阶层尤其是对民营资本的仇富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国家经济主义的出场做好了准备。对外的认识上，外资有毒论在一段时间内因为迎合了民粹的舆论而得到了保守人群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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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教授JAMES HAROLD在香港《信报》撰文认为，国家经济主义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政治工具，那时，中国改革争论正酣。2005年，迪拜对于美国几个港口的收购引起的民众反映出乎美国政府意料，中国2004年对于优尼科这家小石油公司的收购同样引起了国家经济主义思维下的保守力量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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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凯雷集团关于徐工机械的控制性收购，商务部投反对票。从逻辑上说，是一报还一报？不仅如此，这一思潮在欧洲也正抬头。JAMES的文章说，波兰正在反击外资对于本国银行的并购，中国在反对外资的垄断性并购，法国在阻止意大利电力公司对于其公用事业的并购，并防止意大利人去买卢森堡的阿塞洛钢铁。一位意大利部长说，20世纪初的情景正在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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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一看历史的镜子。20世纪30年代是工业化高潮在欧洲的短暂收官，那时，国家经济主义一度达到高潮，国际化恶化的标志就是国家经济主义成为政治工具。20世纪30年代法国和德国都用过同样的手法处理金融事务。法国和波兰在这方面的敏感，与他们当年在欧洲的均势政治中的百年不利处境是有关系的。基辛格在《大外交》中，对于法国在黎塞留以后时代的叙述可以使人们相信，这个国家在欧洲大陆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的国家主义总是最高涨的。波兰夹在俄国与欧洲大陆之间，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悲剧的承受者，将来是不是也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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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欧洲国家经济主义沦为政治工具的现代版本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很多国家认为，他们的国家身份受到了威胁，因此国家经济主义的大旗必须高扬。其脆弱性的一面在2006年1月俄罗斯打压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中非常明显，JAMES认为，它推动了波兰人民主义右翼政府走上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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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体国民的理性观偏差中（如文革），恐惧讨论越是深入和文字化，国家经济主义就越容易成为政治工具。过去1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各国对于能源的恐惧是推动很多国家经济主义抬头的第一因素。普京在俄国的做法正是这样，普京发动的国家经济主义使他自己合法化为俄罗斯无可替代的优秀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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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自由主义亢龙有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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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试国家经济主义思想的流行度时，张五常仿佛是一个反向指数。张五常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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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书在2000年代初期非常流行，《佃农理论》、《经济解释》等作品成为青年人的思想追随标的；他对于中国改革的乐观持续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治理结束和全球工厂模式的结束。此后，他的文章总体晴转多云或者晴转阴。2000年代初，张五常第二次北京之行获得了旋风般的效应。它在北大的演讲和媒体报道，让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想起80年代他与弗里德曼的中国之行。更早的时候，他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的一系列乐观的战略性预测，使美国经济学界对他的预言能力另眼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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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的文章转向是从郎顾公案后对于新《劳动合同法》的批判开始的。新《劳动合同法》是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最警惕的反向案例之一。张五常在那一年写了大量的文章批判这一法律，认为在人民币升值中，这种劳动资源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使中国经济的活力打了折扣。再往后，网络上对于民营企业的道德性歧视中，张五常的文章对中国经济的预测越来越偏负面。但与此同时，他的博客流量也在一天一天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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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主义强化是有它的意识形态土壤与民众基础的。在大众与庸众越来越将思考外包给他人的时候，情绪凝结的真理认识过程走向仇富并使大部分人认为这种认识是正确的；情绪同样在高房价的极端现象下使价格原理信仰者放弃立场，并希望极端地用政治手法解决；对于带有重大政治价值的经济观点票决的冲动已经完全取代了代议式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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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成为最好的华人经济学家是一件悲哀的事情。那时还没有微博，有一阵子，报纸上不敢提这个名字，因为它有一个危险的称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称其是新自由主义者，其称号的发出者必然是左的阵营。当时，学术与舆论空气里，一度似乎已经有一种拒绝理性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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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虽然思想狂放，语言不羁，但他是邓小平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个人在西方经济学界对于中国改革的推崇，于这个国家是一笔多么巨大的无形财产。以农村改革为例，张五常很早论证说，邓小平的包产到户是一种非常优美的私有化方案。国家占有名义，私人占有土地，一百年不变，既有原则，又留有灵活调整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次改革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稳定最坚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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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前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在管理与分配人类的经济生活，这个手是市场。那时尚没有后来的意识形态围攻，但是古典的自由主义对于美的最高赞扬仍然是自由。张五常独崇亚当·斯密的学问，认为经济学至今也没有出走“看不见的手”。 2002年前，张五常来过北京一次，讲了几个观点，其中一个是：如果放开汇率，上海5年后超过香港。2008年后，中国决定把人民币先放到周边市场上，在这个小步的、渐进的汇改背景下，上海的亚洲金融中心筹码确有超过香港之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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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张五常认为自己平生最精彩的也是最后一篇收官之作《中国的经济制度》发表时，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在美国爆发，科斯自己掏钱为他做了关于中国经济制度的研讨会。弗里德曼的书不好卖了，凯恩斯的书正大行其道。那时，一边在讨论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县域竞争、自由劳动力流动和古典的资本主义竞争模式；一边已经是不断强化的国有经济体系和国家之间的空前强化的经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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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张五常和吴敬琏一样，他们话语权已经退缩到纯学术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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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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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创造了经济奇迹？允许我们问这样一个幼稚的问题吧。哈贝马斯和张五常都可以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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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对于朱镕基政府的经济国策好评有加。一个新自由主义者给一个号称“经济沙皇”的人到处做学术广告，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给计划经济从经济学上平了反。他几年前写的文章，大加赞赏朱的政府在90年代末的作为，用制度经济学帮助计划经济重新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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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更早地从哲学上预见这一问题的却是一批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哈贝马斯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的讲话（《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其历史语境与朱镕基政府对付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黄金转折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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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哈贝马斯看到的复兴的欧洲与国家经济主义的抬头，与2000年前后强大中国国家经济控制力在市场上作出的高难度动作是一样的内涵。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意义所指的是他在研究欧美样本时发现的晚期资本主义重新合法化的特征：国家的技术化统治使自己本身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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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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