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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的文章转向是从郎顾公案后对于新《劳动合同法》的批判开始的。新《劳动合同法》是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最警惕的反向案例之一。张五常在那一年写了大量的文章批判这一法律，认为在人民币升值中，这种劳动资源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使中国经济的活力打了折扣。再往后，网络上对于民营企业的道德性歧视中，张五常的文章对中国经济的预测越来越偏负面。但与此同时，他的博客流量也在一天一天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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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主义强化是有它的意识形态土壤与民众基础的。在大众与庸众越来越将思考外包给他人的时候，情绪凝结的真理认识过程走向仇富并使大部分人认为这种认识是正确的；情绪同样在高房价的极端现象下使价格原理信仰者放弃立场，并希望极端地用政治手法解决；对于带有重大政治价值的经济观点票决的冲动已经完全取代了代议式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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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成为最好的华人经济学家是一件悲哀的事情。那时还没有微博，有一阵子，报纸上不敢提这个名字，因为它有一个危险的称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称其是新自由主义者，其称号的发出者必然是左的阵营。当时，学术与舆论空气里，一度似乎已经有一种拒绝理性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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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虽然思想狂放，语言不羁，但他是邓小平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个人在西方经济学界对于中国改革的推崇，于这个国家是一笔多么巨大的无形财产。以农村改革为例，张五常很早论证说，邓小平的包产到户是一种非常优美的私有化方案。国家占有名义，私人占有土地，一百年不变，既有原则，又留有灵活调整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次改革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稳定最坚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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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前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在管理与分配人类的经济生活，这个手是市场。那时尚没有后来的意识形态围攻，但是古典的自由主义对于美的最高赞扬仍然是自由。张五常独崇亚当·斯密的学问，认为经济学至今也没有出走“看不见的手”。 2002年前，张五常来过北京一次，讲了几个观点，其中一个是：如果放开汇率，上海5年后超过香港。2008年后，中国决定把人民币先放到周边市场上，在这个小步的、渐进的汇改背景下，上海的亚洲金融中心筹码确有超过香港之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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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张五常认为自己平生最精彩的也是最后一篇收官之作《中国的经济制度》发表时，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在美国爆发，科斯自己掏钱为他做了关于中国经济制度的研讨会。弗里德曼的书不好卖了，凯恩斯的书正大行其道。那时，一边在讨论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县域竞争、自由劳动力流动和古典的资本主义竞争模式；一边已经是不断强化的国有经济体系和国家之间的空前强化的经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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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张五常和吴敬琏一样，他们话语权已经退缩到纯学术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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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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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创造了经济奇迹？允许我们问这样一个幼稚的问题吧。哈贝马斯和张五常都可以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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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对于朱镕基政府的经济国策好评有加。一个新自由主义者给一个号称“经济沙皇”的人到处做学术广告，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给计划经济从经济学上平了反。他几年前写的文章，大加赞赏朱的政府在90年代末的作为，用制度经济学帮助计划经济重新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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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更早地从哲学上预见这一问题的却是一批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哈贝马斯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的讲话（《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其历史语境与朱镕基政府对付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黄金转折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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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哈贝马斯看到的复兴的欧洲与国家经济主义的抬头，与2000年前后强大中国国家经济控制力在市场上作出的高难度动作是一样的内涵。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意义所指的是他在研究欧美样本时发现的晚期资本主义重新合法化的特征：国家的技术化统治使自己本身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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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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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没有说清楚问题的话，哈贝马斯则切断了我们对于传统社会在文化上的绝望：“全部文化传统的非神化与世俗化，是社会生活的‘合理性’不断增长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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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告别传统社会，比从经济上说再见更难。用20年时间向空想的社会价值观说再见，是一套价值观的祭礼。割除剩余价值的神圣，将阶级对立撤下思想的神坛，政治与宗教神秘主义的碎裂，名流推倒了英雄，国家的意志与私人欲望的博弈与合谋……这是晚期资本主义在西方的作为。披头士的音乐革了古典的命后，科学与技术的螺旋纠缠革了工会的命。工会是社会主义式的还是资本主义式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它是社会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思潮变成执政力后，它又是资本主义式的。工会在西方的衰落和在中国的消失，是一样被风吹掉的不同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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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贝马斯的眼里，晚期资本主义确实告别了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时代的那一套价值观。他们关上了古典自由的窗户，打开了世俗的国家之门。高大的国家再有没有过去父亲的威严，忙于生计而没有理想的父亲，只是一个功能性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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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者感慨于在一个全球化的竞争语境下，“政治不再是以实现实践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78年邓小平发出的这一政治与哲学号召，距离哈氏发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只有10年。这中间所隔的10年，正是日本与四小龙的“东亚模式”飞跃的10年，这正是东亚的国家经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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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模式”在文化上可以被理解为儒家商业精神与管理方式。这是盛极一时的东亚模式与儒家文明的和谐论。即使是近代化最成功的日本，国家像父亲一样威严，日本的大型国有企业，韩国发挥到极致的小国家式大企业，新加坡的李光耀式持续变革，都在国家经济主义的影子之下。产业工人群与政府的儒化，以国家礼器为震慑的管理，在十数年里创造的奇迹，继续顺延于80年代之后的中国以及政治上新保守主义抬头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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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主义在东西方大行其道的“真假文本”以几个事实为判定：一个是传统社会的碎裂，一个是政治的科学化，一个是阶级的消失，这些是社会内部的；还有一个是外部的，即钟摆式到来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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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是指它的制度框架建立在神话化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的合法化存在”，哈贝马斯举例的这样的社会在英国康斯坦丁的乡村画作中早已富有预言的影子。最后一缕乡村炊烟后，神圣还存在吗？早已荡然无存。机器工业后的电力化革命对于社会的解构更要彻底。上个世纪初的英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告别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后重新开始的国家经济主义，在经济制度上是对于全球化深入的反拨；在经济学上是社会交易成本降低的意志手段；在文化意义上是传统社会说再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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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没有了，工人有社会福利了，共产主义在寒冷的北欧诞生了，中国与越南用儒家的实用主义建立了另一套东亚模式。叫中国特色（经济制度）也好，叫越南特色（政治制度）也好，都是对于科学技术的合理引入以及其在国家的政治结构中扮演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理想主义突然消失，所有制的神圣仪式像割礼一样成为一个医学行为。国家的所有制从神圣的而务虚的生产关系，变成了世俗而务实和生产力。这样的“真理扭曲”，是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叛式发现。无论是山西的小煤窑还是温州的地下钱庄，无论是西北第一次走出村落的打工妹与东北下岗工人的重新就业，这样的实践正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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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统治的全球化下，知识分子尤其是工具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合作，使政治选择了一种科学化的统治手法。国家在成为一个问题解决者的同时，技术官僚越来越有市场。哈贝马斯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将一本同样的说明书贴在了中国的国家经济主义包装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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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重新改写的全球政治大变革中，科学使政治合法化，为“全民党”提供了合法生存的历史语境，东欧的社民党就是这样一个政治诉求。“新左”失落地生活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也是这样的一种历史怀旧。王朔对北京复兴路一代的记忆，是苦苦挣扎的历史怀旧新左的理论分支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支。这样的文化记忆在经济中有着一样的投射，普京的国家经济主义收回的不光是油田与煤田，还有对于前苏联强势的国家经济幻影的青春期式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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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的历史怀旧与反拨，哈贝马斯给出这样的答案：“这些没有特权的集团不是社会阶级，他们所表现出的潜力也不是人民的潜力。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与生活的贫困化与剥削不再是一回事。他们至多可以代表一个过去的剥削阶级。他们不能通过拒绝合作的方式强行实现他的合法形式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只具有呼吁的性质。”这句话，可以解释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的法国、波兰、俄罗斯、美国、中国等所有国家经济主义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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