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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等一批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开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开展有一系列的理论和认识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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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会爆发。资本家掌握了政权、财富，单个工人没法抵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就需要把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仅仅一个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还不够，因为当一个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发生暴动、推翻资本主义政权时，旁边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有唇亡齿寒的感觉，害怕国内的工人也会闹革命推翻自己，所以它们会帮助这个国家把工人革命镇压下去。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抵抗不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队伍的联合。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会取得革命的成功，要想在单个国家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与后来出现的列宁主义的差别就在于，列宁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在单一的国家也可能成功，而且还不一定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成功。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个共产党来领导，必须有一批社会精英来组织这个共产党。这些社会精英也不一定完全是工人阶级，但必须是有组织、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团体。以他们作为核心，团结无产阶级大众，这样革命就有办法在单一国家完成。实际上，俄国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首先建立了共产党，联合城市里的工人进行暴动，后来果然推翻了沙皇的统治。中国在1921年成立共产党之初，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而且共产国际还派来了代表指导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革命活动。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遵循的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先成立一个精英党，然后发动城市暴动。这样的模式在俄国非常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按照列宁主义模式组织起来的共产党组织无产阶级工人发动城市暴动，每一次都被镇压下去，没有一次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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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宁主义模式在中国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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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模式在苏联是成功和正确的，但是应用到中国却不成功。当时中国共产党按照第三国际的指示，进行社会运动和革命，结果却屡战屡败，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条件不同。在俄国基本没有外国租界，在中国却有很多。俄国在沙皇时代，工业就主要集中在城市里，企业主要是贵族拥有，当然也有一些职业企业家和外国资本家拥有的企业。而在当时中国主要的工业集中在租界，例如天津、上海、武汉、福州的外国租界。在沙皇时代，如果出现工人暴动，政府就要派军队镇压。工人阶级是一个弱势群体，容易引起社会的同情，政府的镇压会使得社会把怒气和怨恨指向政府，认为这是一个保护资本家剥削穷人的不公正的政府，于是整个社会都把矛头对准了沙皇。在中国，大工厂都是在租界里。以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为例，当时日租界里的纺织厂工人发生暴动，日本政府派军队进行镇压。后来工人联合起来，发展到其他租界，英租界里的工人也发动暴动，同样被英国巡捕使用武力镇压下去。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遭到武力镇压，社会上当然是抱以同情，但是愤怒的矛头却指向了列强政府而不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因而渔翁得利，号召工人团结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把中国建立起来然后才能抗击列强。所以，同样是工人暴动，产生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沙皇俄国时代，工人暴动时沙皇派出军队镇压，结果是沙皇失掉了人心，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但在中国，工人暴动时外国政府直接派出军队和警察对工人进行镇压，当时的中国政府反倒渔翁得利。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学习外国理论的时候应该非常小心，任何经验或者理论在具体应用时都有一定的前提，假如前提发生了即使是非常细微的变化，产生的效果也会完全不一致。不要把一个理论当做真理，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理论作为一种假说，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得以应用和实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已经得到证实的理论，拿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也不一定就能获得成功。列宁主义没有真正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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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惨案”现场的外国警察和惨死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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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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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国际所指导的列宁主义路线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屡屡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渐渐意识到了不能完全依赖外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于是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毛泽东就提出了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按照马列主义，如果要发动社会革命，就必须要保证社会当中存在有社会不公平和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在中国农村，有地主、贫农和无地农民的差别，按照50年代革命刚刚成功时的统计，中国占人口总数3%的地主控制了26%的耕地，而占人口68%的贫农拥有的土地只有22%，所以这种土地分配的差距非常大。城市里的工人和资本家当然也存在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但差距远不如农村明显。按照马克思主义，农民不见得是最先进的阶级，但是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按照毛泽东所讲的“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贫穷的农民，那么这些农民当然就会支持共产党的政策。而且在中国农村地区，政府的影响非常薄弱。在传统社会，政府的管理只能到县一级，县以下要依靠士绅（也就是地主）进行管理。正因为如此，如果在农村领导农民发起“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国民党政府就要派军队前来镇压农民，其效果就像沙皇派军队镇压工人暴动一样，因为保护了富有的地主、打击了应该被同情的贫穷农民而受到社会正义力量的一致指责，从而丧失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所以，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暴动实际上产生的结果就相当于俄国的城市暴动。当然，依照列宁主义，革命应该由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来进行，而不是依靠相对保守的农民阶层。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他活学活用理论，而不是对理论进行生搬硬套。“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是他通过对很多农村进行调查，经过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状况的分析才最终提出来的，最大程度地结合了中国社会当时的实际情况，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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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政策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先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然后再慢慢地把矛头对准城市里的资本家。这是军事上的战略。在政治上的战略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当时在城市里有工业和商业，但是这些工业和商业都为民族资本家所有，相对那些外国列强在租界里的工厂而言，普遍规模较小，因此在市场竞争中时常受到欺压。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说法，这些民族资本家也应该得到保护，要打击的“一小撮”是官僚资本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和欧洲资本家在中国建立了很多工厂，包括日伪政府在中国建立的工厂。日本战败后，这些工厂都被没收，变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资产，由国民党中的官僚权贵把这些资产继承过去，变为官僚资本。1947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把前面的几项战略具体划分为三个方针：一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穷的农民；二是没收垄断官僚资本，把它变为社会主义政府直接掌握的国家资本；三是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且保证在社会主义政府的领导下民族资本家至少有50年的黄金时代。中国要想从农业社会迅速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当中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发展中国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进程需要进行“补课”，在这个“补课”的过程中，民族资本家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按照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民族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政府的领导下，至少有50年的黄金时代可以发展。这些民族资本主义过去受到外国政府和企业的欺压，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得到了平等的待遇，就可以发展得更快。这三个方针都得到了民心的支持，保证了共产党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统治战争中的胜利，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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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百年历史的张裕酿酒公司曾是民族资本主义的优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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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是从1921年建立到1949年，不过短短28年，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就从一个由几个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运动的组织变成了统一中国的政党，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一个旷古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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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170448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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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二、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经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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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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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下，中国推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从1949年到1978年，计划经济从探索到实行也是28年，与建立新中国所花的时间一样长，后来证明这套制度行不通，所以需要转型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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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通常的说法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经验建立了不适合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能够做到实事求是，正确地分析中国的现状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却盲目照搬苏联的经验？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盲目照搬苏联经验是因为他没有工业建设的经验，但是，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为他同样没有革命战争的经验。事实上，照搬苏联经验也是实事求是的行为，因为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与苏联的目标相同，环境不同，所采用的方法当然也必须有所不同。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与苏联目标相同，条件也变得相同，所以使用的方法手段也必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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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革命家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最主要的目的是使中国富强起来。例如，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一定是经过了慎重的思考，代表了他的心愿，也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的心愿。让中国人站起来，是社会主义革命最主要的动力，鸦片战争以后几代革命先驱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让中国人站起来，让中国富强起来。但是没有强大的国防，就要挨打；要想有强大的国防，就要有强大的军事工业；要想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就必须有强大的重工业。1952年中国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后开始建设国家，提出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中国能够早日屹立在世界的强国之林，不再受外国的欺凌。苏联的经验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参考基准。当时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苏联在1929年以前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但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工业化进程非常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而且，当时欧美的市场经济仍处于大萧条之中，所以苏联以重工业为先导的经验看来是可行的，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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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想法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许多国家，不管是在亚洲、拉丁美洲，还是在非洲，所采取的政策基本上都是在第一代革命领导人的领导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毛泽东、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赛尔、印度尼西亚的苏卡诺和苏哈托都是如此。当时在拉丁美洲提出的依赖理论（Dependent Theory）[2]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核心国家就是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边缘国家就是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根据依赖理论，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工业产品，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材料，购买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依赖理论之所以在40年代由拉美国家提出，是因为在30年代的时候，出口原材料的价格下降得非常厉害，但是工业品价格基本不变。根据中心—依赖理论，如果是处于依赖的地位，也就是出口自然资源产品、进口机械制造业的产品，就会被剥削。[3]在当时中心—依赖理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不愿意出口资源产品，而是想自己生产需要进口的制造业产品，这就是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进口替代战略”不仅自己生产日常生活品，而且连用于生产日常生活品的机器设备都要自己生产，所以这个战略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其实是一样的。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也是想方设法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千篇一律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只有少数几个例外。中国当时是属于那些大多数，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说法，没有军事工业就没有国防，就要挨打；要有国防，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所以中国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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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工业优先发展与要素禀赋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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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952年和苏联在1929年的情况非常相似，发展战略都是重工业优先，面临的条件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重工业有三个基本特性。第一个特性是建设周期长。重工业的建设周期可能长达五年甚至十年，而轻工业则有可能在当年投资，当年投产，当年收益。所以与轻工业比较起来，重工业的建设周期是相当长，收效也是相当慢的。第二个特性是对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生产重工业的机器设备必须依靠进口。第三个特性是重工业一次性投入非常大，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工程都很常见，而轻工业项目有几百万或上千万就算相当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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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也有三个特性。第一个特性是剩余少。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生产主要是在农村，大部分的人口是农民，生产活动集中在农业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很大部分是供给自己食用，再加上饲养家畜和留作种子，剩余很少。部分剩余可以卖到市场上转变为资金，但是由于社会剩余非常少，所以资金就非常少，资本的积累不足，从而导致资金的价格非常高。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普遍较高，很多发展中国家民间借贷的月利率可以高达2%到3%，这绝对不是高利贷。古代的高利贷指的是月利率在5%以上，甚至达到10%，所以2%到3%的利率仍属正常。第二个特性是可供出口的产品就非常少，而出口少又导致赚得的外汇非常少，所以外汇价格——汇率就会非常高。第三个特性是资金分散，难以动员集中。这些落后的农业国家不仅剩余很少，而且农业地区相当广阔，这必然造成较少的剩余分散在较为广阔的农村里，动员这些分散的资金进行投资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农民的收入很少，一般不会把钱存入银行。在农村地区，银行的数量很少，虽然把钱放在银行既安全又可以赚利息，但是农民一般却不愿意把钱存到银行。因为如果农民把百来块钱甚至几十块钱存入银行里，以后取钱还要步行几十里地走到县城的银行去。每天就为买酱油、买醋、买火柴的几分钱而走几十里路到县城，即使安全又有利息，显然交易费用也实在太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宁愿把钱放在家里的枕头下或缝进被子里。不仅中国的农民这样做，其他国家的农民也有类似的行为。我到国外讲学的时候，发现外国的农民会把钱放进袜子里随身携带。但是无论怎样，只要钱不存进银行，就会面临资金动员困难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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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重工业三个特性和落后的农业国家三个特性之间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就没有办法建立建设周期很长、需要依靠大量进口技术设备、一次性投资规模很大的重工业项目。如果正常状况下民间借贷的月利率是2.5%，那么年利率就是30%。如果一个建设项目十年才能完成，建成投产开始才有利润，按年利率30%的复利计算，那么十年以后项目建成之日需要还本付息之和就为原贷款的13.7倍，几乎全世界都难以找到如此高利润的项目。另外，要建设重工业就要有机器设备，当时国内没有重工业需要的机器设备，就要从国外进口。由于外汇非常短缺，外汇价格就非常高，与高额利率一样，高外汇价格也会导致重工业建设的成本偏高。而且重工业建设一次性的投资非常大，可能是动辄几亿、几十亿，但社会剩余主要是在农村，难以把这部分剩余集中起来，所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困难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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