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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食堂的“大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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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开始公社并没有解体,但是生产恢复到以生产队为单位。一个生产队一般平均有20—30个农户,即回复到初级社的规模,以南方的自然村为主。分配上按照工分制,即按劳分配。总体而言,生产队基本上是初级社的规模、高级社的分配方式。生产队的这种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维持了16—17年的时间,1979年以后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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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9—1961年的危机以后,政府不再迷信规模经济,从退回到初级社规模这一点能够看出。随着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和人口增长,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持续增加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政府应做的是加大农业投入。1964年开始在全国推广的现代品种矮秆水稻,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自主研发出来的。1976年开始推广的杂交水稻,是湖南袁隆平研发出来的。矮秆水稻一般比常规水稻多出30%的产量,杂交水稻的产量在矮秆水稻的基础上再增加30%。国家从1962年就开始走上这条通过农业科研来提高粮食产量的道路,这些科研经费都需要由政府进行投入。而且有了这些现代的品种,就需要多用化肥,这些化肥也是不小的投入。另外,70年代喊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口号,现代化的农业投入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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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传统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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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和人口死亡,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场极大的不幸,非常值得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尤其是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更是有责任把这一卷入了3000万人生命的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搞清楚,因为只有弄清了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同样的现象再度发生。对于1959—1961年的大灾害,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解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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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解释认为是因为自然灾害。这种解释在理论上不排除其可能性,但在现实中不容易发生,因为要全国同时发生天灾,而且一连持续三年,可能性实在太小。实际上,农业里的天灾对整个国家来说不一定会造成减产。就水灾而言,受到水灾冲击的地方当年会减产,灾区旁边的省份因为水多了就有可能增产;受灾地区在受灾当年会减产,第二年很可能就会因为地下水位提高而增产。因为缺水一直是中国长期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发生水灾必然会把地下水补充充足,可供灌溉的水就增加了。因此总的来说,水灾对全国的产量影响应该不大,旱灾同理,所以,因自然灾害造成15%的减产并连续在全国各地同时发生是不太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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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上山捡毛栗子、橡子、苦橘子等研究如何解决代食品问题(人民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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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解释认为是人祸。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主要指不当的管理。不当的管理有几个方面:在1958年年底推行公社化的时候,实行所谓的公共食堂,很多人吃饭不用钱,于是就把粮食给吃光了;1959年公社化以后,公社社长、书记等很多领导都不是农民,而是政府直接派下去的干部,没有农村工作经验,也没有农民的耕作知识,当时很多干部就提出了所谓“深耕密植”,误以为耕得越深越好,植得越密越好,不当的耕种方式造成了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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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深挖“卫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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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一位研究中国经济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第三种解释,认为是因为人民公社规模太大导致激励下降。当时实行人民公社,是平均10000个劳动力种60000亩地,这个规模太大了。当时中国的劳动力数量非常多,如果实行的是按需分配,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如果是一万个劳动力中一个劳动力干得比较积极,产量增加,这个劳动力分到的是全部产量增加的万分之一;如果消极怠工,产量会有所减少,但个人只减少了整个公社减产的万分之一。这样的激励机制造成大家都不好好干,因为增加的一个单位投入的成本是自己的,但是收益都被别人分了,结果造成普遍的积极性低下,产量也必然会减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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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解释从逻辑上来讲都有可能。虽然我个人认为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发生天灾的可能性极低,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不当的管理会造成减产,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是实行按需分配,尤其是吃公共食堂,那么积极性可能会下降,减产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以上三种假说在逻辑上都讲得通,但是否能正确地对现实做出有效解释,还有赖于经验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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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检验方式是,这三种原因在1962年以后基本都被消除了。如果1959—1961年的大滑坡是由天灾所造成的,那么1962年以后就应该很快就恢复到1958年以前的生产力水平。至于管理不当的原因,首先,公共食堂其实到1959年以后就不再实行,更不用说到1962年以后。干部的指挥方面,“深耕密植”的种植方式在推行不久就被放弃了,尤其1962年以后恢复到生产队,就生产队的规模而言,农村干部在初级社、高级社的时候就已经证明是有能力来管理的,一个生产队只有20—30家农户,因此很难再说是管理不当。关于激励机制的问题,在高级社的时候,一个社的规模大概在150—200户之间,当时推行的就是按劳分配,并没有出现生产力的滑坡。总体上来讲,由于共同接受的这三种假说所造成的影响应该在1962年以后就很快消失了,即使土地的情况和劳动力的健康状况还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恢复,那么到1962—1963年,至多到1964年,生产力也应该恢复到了1958—1959年的水平。这是一个常规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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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水平的衡量依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4],如果1959—1962年的农业危机是由上述三个原因造成,在1962年后的几年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就应该很快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然而,虽然我国在1962年以后引进了很多现代科技的成果,比如开始使用化肥、拖拉机,推广现代的良种(中国是最早推广矮秆水稻、小麦的国家,而且推广的面积是最大的),但是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却一直没有恢复,直到1984年全面推行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展个体经营,生产率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见图4.1)。这样一来,这三个假说提出的影响因素即使确实存在,也不会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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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1952—1988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1952年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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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避免类似危机的再度发生,就必须找到最主要的原因。我在芝加哥大学做博士论文时,研究的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开始,农业产出增加了很多,生产率也提高得相当迅速。但是1953年开始推行从个体生产变成集体生产时,农业生产率也增加得非常快。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1953年到1958年,是从个体转变为集体,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从1978年到1984年,是从集体又恢复到个体,农业生产率依然提高了。下面我将通过分析这一现象和农业危机的联系,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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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出权假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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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这一假说之前,首先介绍一点博弈论的知识。举一个例子,芝加哥是美国黑帮活动非常猖獗的地方,黑帮如果要抢银行也存在着规模经济。一个人去抢显然不容易,如果两个人分工配合,一个进去抢,一个在外放风、开车就容易得多。假如有这样两个专门抢银行的人,由于他们手段高明,经常抢银行却从来没有被抓到过。警方虽然已经认定这两个人为嫌疑人,但因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就无法将他们逮捕并且在法庭上判刑。这两个人喜欢开快车,经常因为超速驾驶被警方拘捕,警方非常希望能想出办法让他们招供。因为在美国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愿意成为污点证人指出其同伙所犯的罪行,并以此与司法机关交换条件,就有可能得到豁免。于是警方设计出了一种激励机制,促使罪犯自己招供。如果两人同时认抢银行罪,那么各判六个月;如果同时不认罪,那就只能以超速各判两个月。如果一个人认罪并指证另外一人,那么认罪的人即判无罪,不认罪的人就要加倍判刑。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从每个人的角度来讲,认罪都是理性的,因为不管另外一人作何选择,选择认罪都能获得较轻的判刑;但是从集体来讲,两人都不认罪才会使共同的刑期最少,是最为理性的选择。但是,两个人在选择过程中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假如两人以后仍会继续合伙,就还会有被一起抓到的可能,这样两个人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约束。他们可以相互威胁,如果某次两人同时被抓,一个人认罪而另一个人被判重刑,那么被判刑的人就会在以后每次被抓时都选择认罪来让对方的罪责相应变重。这样的威胁是可信的,所以两人的最后选择很有可能就是都不认罪,从而获得集体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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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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