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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重工业优先发展，但没有创造多少就业机会，所以不让农民进城，而且还把很多城市里的知青下放到农村去，这与一般的工业化进程不同，当然城市化水平低。不仅有结构上的失衡，而且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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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业部门的流动资金通常是用来购买投入品和用于库存的，所以越是有效率的国家的企业，这种流动资金就应该越少。从世界银行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看出，中、印、苏的流动资金占总资产的份额都接近30%，而这三个国家都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按理说，投入多少都是由国家计划的，但由于国家在计划时，原材料不能按时到，所以企业都希望留有一定库存，以有利于它完成指标。另外，有时产品也不能很快地卖出去。比如我1980年在无锡看到一家专门制作机床的工厂，通常机床上都会标出它是在哪一年生产的，可以看到1978年做的机床到1980年还没卖出去，由于机床非常大，就占用了很多的流动资金。这也是为什么流动资金很多的一个原因。表4.5是各国流动资金占资产总额的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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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流动资金占资产总量份额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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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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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利用率不高，工业生产效率也比较低下。比较生产1美元的产出所用的煤/钢以及运输距离，中国是3.1吨·公里/美元，印度是1.67吨·公里/美元，而美国是1.8吨·公里/美元，中国创造同样产值的煤/钢运输距离要比印度和美国多出很多。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有一次出外考察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宝钢还未起建，鞍钢和武钢是两个重要的钢铁生产中心，生产的钢铁都交给计划部门，再由计划部门统一调配。东北附近的装备工业所需要的钢铁应该由鞍钢来调运，而武汉则应该由武钢来调运。但实际中经常会出现东北需要的钢材要从武汉调过去、湖北需要的钢材要从鞍山运过来的情况。国家计委中真正负责钢铁的只有一两个人，而企业又多，需求也是各种各样，所以经常就会“乱点鸳鸯谱”，出现这种无效的调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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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2年到1981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最好估计是每年0.5%，有的研究甚至认为这段时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负数。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一般是2%，中国的效率与这些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要低很多。中国虽然勒紧裤腰带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表4.6展示的是1952—1978年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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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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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国民收入指数和消费指数均按可比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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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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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6%并不低，但是从消费的水平来看，生产上翻了两番还多，而消费才多了77%，说明这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重工业为本，以原子弹和人造卫星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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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也很大，城市翻了一番，农村只提高了57%。城市消费提高是因为就业增加。50年代男主外、女主内，到了六七十年代，男女各顶半边天，原因是工作岗位增加了。因此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因为工资水平提高，而是由于劳动人数的增加。农村的劳动人口虽然也在增加，但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所以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把目标定位为发射人造卫星或是发展重工业，那么传统体制就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目标定位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传统体制的表现就很难让人满意，尤其是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比较时。最开始，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等，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到了70年代末，当“亚洲四小龙”迅速腾飞跻身发达经济行列的时候，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在越拉越远。希望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这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愿望，也是一个合理的愿望。但是，最后发现所有实行计划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成功，而且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推行计划经济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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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实现赶超的用意是好的，但是实践的效果却并不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真正缩小同发达国家差距的只有东亚的几个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50年代的时候与中国大陆处于同一水平，但是到了80年代他们都变成新兴工业化经济。1995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英国，接近美国的水平；中国香港地区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但也超过了英国；日本从购买力来看稍微低于美国，但是在绝对数量上超过美国很多，真正实现了所谓的“超英赶美”。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发展中国家超英赶美的愿望，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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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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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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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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