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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重工业优先发展,但没有创造多少就业机会,所以不让农民进城,而且还把很多城市里的知青下放到农村去,这与一般的工业化进程不同,当然城市化水平低。不仅有结构上的失衡,而且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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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业部门的流动资金通常是用来购买投入品和用于库存的,所以越是有效率的国家的企业,这种流动资金就应该越少。从世界银行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看出,中、印、苏的流动资金占总资产的份额都接近30%,而这三个国家都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按理说,投入多少都是由国家计划的,但由于国家在计划时,原材料不能按时到,所以企业都希望留有一定库存,以有利于它完成指标。另外,有时产品也不能很快地卖出去。比如我1980年在无锡看到一家专门制作机床的工厂,通常机床上都会标出它是在哪一年生产的,可以看到1978年做的机床到1980年还没卖出去,由于机床非常大,就占用了很多的流动资金。这也是为什么流动资金很多的一个原因。表4.5是各国流动资金占资产总额的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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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流动资金占资产总量份额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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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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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利用率不高,工业生产效率也比较低下。比较生产1美元的产出所用的煤/钢以及运输距离,中国是3.1吨·公里/美元,印度是1.67吨·公里/美元,而美国是1.8吨·公里/美元,中国创造同样产值的煤/钢运输距离要比印度和美国多出很多。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有一次出外考察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宝钢还未起建,鞍钢和武钢是两个重要的钢铁生产中心,生产的钢铁都交给计划部门,再由计划部门统一调配。东北附近的装备工业所需要的钢铁应该由鞍钢来调运,而武汉则应该由武钢来调运。但实际中经常会出现东北需要的钢材要从武汉调过去、湖北需要的钢材要从鞍山运过来的情况。国家计委中真正负责钢铁的只有一两个人,而企业又多,需求也是各种各样,所以经常就会“乱点鸳鸯谱”,出现这种无效的调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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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2年到1981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最好估计是每年0.5%,有的研究甚至认为这段时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负数。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一般是2%,中国的效率与这些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要低很多。中国虽然勒紧裤腰带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表4.6展示的是1952—1978年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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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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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国民收入指数和消费指数均按可比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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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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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6%并不低,但是从消费的水平来看,生产上翻了两番还多,而消费才多了77%,说明这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重工业为本,以原子弹和人造卫星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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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也很大,城市翻了一番,农村只提高了57%。城市消费提高是因为就业增加。50年代男主外、女主内,到了六七十年代,男女各顶半边天,原因是工作岗位增加了。因此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因为工资水平提高,而是由于劳动人数的增加。农村的劳动人口虽然也在增加,但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所以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把目标定位为发射人造卫星或是发展重工业,那么传统体制就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目标定位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传统体制的表现就很难让人满意,尤其是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比较时。最开始,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等,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到了70年代末,当“亚洲四小龙”迅速腾飞跻身发达经济行列的时候,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在越拉越远。希望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这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愿望,也是一个合理的愿望。但是,最后发现所有实行计划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成功,而且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推行计划经济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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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实现赶超的用意是好的,但是实践的效果却并不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真正缩小同发达国家差距的只有东亚的几个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50年代的时候与中国大陆处于同一水平,但是到了80年代他们都变成新兴工业化经济。1995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英国,接近美国的水平;中国香港地区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但也超过了英国;日本从购买力来看稍微低于美国,但是在绝对数量上超过美国很多,真正实现了所谓的“超英赶美”。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发展中国家超英赶美的愿望,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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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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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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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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