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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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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7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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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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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J.Y.，“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6），1228—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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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此更深层次的论述可参见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的专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年版和1999年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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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参考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中译本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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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这三种解释的论述可参见我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Lin，1990），与这三种解释相关的参考文献在此就不再列出，有兴趣者可参考我的论文（Lin，1990）所列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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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出的增长率和投入要素的增长率加权平均之间的差。如果各种投入要素增长率为10%，总产出的增长率为12%、10%、8%，则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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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这个假说可参见我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Li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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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第五讲“东亚奇迹”与可供替代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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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目的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可以和发达国家竞争的资本比较密集、技术密集的先进产业，从而使中国迅速成为强大的国家。中国在60年代试爆原子弹，70年代人造卫星上天，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直接目的而言，应该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最初的目标。但是，为此也付出了不少代价，最为严重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到了70年代末期，新中国成立30年以后，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温饱线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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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这样的赶超战略，而且一些战后独立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印度、埃及、印度尼西亚以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在40年代到60年代推行了与中国非常接近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这些国家的经济也同中国一样，并不成功。在最初推行这种战略之后，会有一段由于投资拉动而导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逐渐放慢，同时有各种危机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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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期望赶上发达国家是一种自然的、正当的想法，但几乎所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最终都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真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赶上发达国家的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几个东亚经济体，被称为“东亚奇迹”。日本在1987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在1996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香港地区的人均收入在90年代初大约达到了美国的80%—90%，台湾地区在9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将近50%，韩国达到将近40%。这些东亚经济体的成功经验是否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替代路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东亚经济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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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们将首先分析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提出要素禀赋结构与自生能力的理论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比较优势战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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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一、“东亚奇迹”的现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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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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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东亚奇迹”最早的一种解释是着眼于日本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欧洲在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出现之前处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城邦，城邦经济是很小的自然经济，后来因为从中国传入了火药，就打破了这些城邦的界限，形成了一些统一的民族国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第一个经济发展规律就是，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分工，分工越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就越高；但是分工的程度决定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分工的程度才会越细。欧洲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转变为统一的民族国家以后，市场规模开始扩大，分工程度提高，生产力水平相应提高，用于投资的剩余也就出现了。有些学者以此来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出现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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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认为日本虽位于遥远的东方，但与欧洲有一点非常相似。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虽然有天皇，但实际上全国是由幕府大将军和分散的200多个大小贵族（即“大名”）统治。这些贵族采用世袭制，拥有自己的城堡，在城堡范围内与欧洲封建社会一样也是一种自然经济，全国统一的市场当时并没有形成。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各地贵族的实权被取消，从而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这种结果就相当于欧洲封建社会崩溃之后的市场规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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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东亚的其他国家就不会有现代化的希望。比如说，中国在西周时期还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周天子以下分封了几百个诸侯，但是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以郡县制代替了贵族分封制度，并一直延续到近代。所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与欧洲、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如果以这种历史的相似性来解释日本的成功，那么要复制这种成功，东亚的其他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先形成一个封建社会，同时拥有分散落后的自然经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但是这个过程是基本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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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到了60年代至70年代，紧跟着日本的发展脚步，在东亚又出现了四个新兴的经济体，即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情况与日本不同而与中国相似，一直都是统一的经济。但是到了70年代，它们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并继六七十年代以来维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差距。“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使用来解释日本成功的历史说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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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直到80年代初，全世界真正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只有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五个经济体，于是又出现了在文化角度上对“东亚奇迹”的解释：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区域范围之内，有些学者因而认为儒家文化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为现代工业化经济的主要原因。这些解释受马克斯·韦伯的学说影响，韦伯在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形成的时候，曾经提出强调勤劳、节俭、积累、投资的新教伦理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1]儒家文化也有相似的特性，也强调勤劳、节俭、教育、投资，同时儒家文化还强调社会秩序与尊重权威。尊重权威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勤劳、节俭的观念有利于积累和投资，这为工业化提供了社会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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