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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的第一个作用是对信息的收集和传播。发达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之后，下一个产业、产品和技术就变成了不可知的，只能通过企业不断地尝试错误去找到正确的选择。而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需要升级的产业、产品和技术有很多都已经是现成的，产业、技术升级存在路径依赖，现有的产业是否易于升级到这些新的产业、产品、技术？新的产品市场有多大？有多少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在往这个方向升级？要发挥后发优势需要掌握上述相关的信息。信息的收集处理成本相当昂贵，而处理好之后的信息传递起来成本则几乎为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如果每个企业都独立收集信息，又不能分享信息，就会出现重复收集信息的弊端，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这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根据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去收集产业、产品、技术的相关信息，在有很多产品都符合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还要了解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以及供给情况，以免造成过度投资和利润下降。政府收集的这些信息可以以产业政策的形式提供给企业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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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第二个作用是协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都需要新的投资，这不仅涉及生产本身的投资，还包括很多配套的互补性投资，如原材料、零部件等，如果这些投资不能到位就会对产业升级造成影响，这时就需要政府进行相关企业间的协调。第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升级必然会伴随着很多企业没有办法内部化的外部性问题，如金融结构、劳动力教育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这些外部性问题是任何单一企业都难以内部化的，只能靠政府发挥作用来解决。第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必然会有利润，尤其在利润较高时，企业很可能会一哄而上，本世纪初互联网产业的泡沫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一哄而上的潮涌行为造成的投资过剩。政府如果事先掌握了产业的相关信息，就可以通过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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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协调作用的必要性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在欧洲第一个使用印刷术的是德国的古登堡在15世纪的时候。古登堡原本在一家书店工作。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生产依靠手抄，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当时，一般书店没有存货，只是与一批抄书的人保持固定的关系。通常有钱的贵族先到书店订一本书，把内容、规格、质量、纸张等标准讲清楚，付给书店一部分订金，然后书店再找人来完成这本书。因此，当时的书店就不需要资本来维持存货。古登堡改用以铅造字模的活版印刷以后，一方面书店要投入大量的资本购买昂贵的铅造字模和其他印刷设备、印刷材料，另一方面因为印完的书籍不能马上卖掉还需要一部分资金来维持这些存货。而且，当时的印刷技术也很难达到手抄书的质量水平，很多人难以接受，于是就产生了比较多的存货。在这种状况下，应该有资本市场对这类拥有先进技术的书店进行融资，但在当时并没有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古登堡的做法是说服了一个贵族对他进行投资，但因为书店长期不能营利，贵族便对书店撤资，最终导致了古登堡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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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1400？—1468），在西方被认为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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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制度的变迁应该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进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和金融制度都已处于世界最前沿，金融制度的升级难以预先设计，只能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自发地以尝试错误的方式缓慢地升级。但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会有很快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速度，金融制度需要与产业技术同步配套升级。金融需要有一定的监管，才能避免道德风险，这种快速的金融制度变迁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才能避免可能的道德风险和系统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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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最后一个作用是对企业进行外部性补偿，这种补偿一定是有前提的。政府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可以制定出一些产业政策，但并不能保证这些产业政策一定是正确的。如果政府的产业政策失败，那么率先响应政府政策的企业就要亏本甚至破产。这种破产对市场上的其他企业来说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可以避免同样的投资活动。如果产业政策正确，率先按产业政策投资的企业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会吸引更多的企业来投资，市场竞争会增加，率先投资的企业的利润会被摊薄，因此，不管成功或失败都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有益的信息。但是这也造成了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失败的成本是由一个企业承担，成功的好处却是全社会共享，所以没有哪个企业会愿意去做第一个尝试者。由于有这种信息外部性的存在，政府应该通过提供一定的补贴来鼓励一些企业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补贴的方式可以是给予按产业政策投资的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也可以是较低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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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比较优势战略下制定出的产业政策与赶超战略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有很大的不同。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前者保证了企业有自生能力，而后者做不到。在赶超战略下，企业因为没有自生能力所以需要政府给予很多的保护和补贴。而在比较优势战略下，对于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只需要提供很少的保护补贴，帮助企业克服一些外部性问题。可以以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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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何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德国取得成功而在中国、印度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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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赶超战略，19世纪末德国的发展经验就经常被用做支持赶超战略的例证。1870年，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提出“铁血”政策，支持重工业、军事工业发展，使德国在很短时间内从一个农业经济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经济，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变成欧洲的强权。俾斯麦提出的“铁血”政策与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赶超战略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看非常相似，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但是同样的政策处在不同的要素禀赋条件之下，所起到的效果会截然不同。根据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的资料，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德国在1820年的人均收入相当于英国同年人均收入的62%。在俾斯麦提出“铁血”政策时，德国的人均收入是英国人均收入的57%。人均收入水平是反映要素禀赋结构情况的一个很好指标，人均收入水平高，人均资本拥有量必然多。“铁血”政策发展的是钢铁等重工业，虽然资本密集，需要的资本投入量大，但是，在工业革命时就已经有所发展，到19世纪末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不算是最先进的产业，而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最发达的英国的60%，也不是资本非常短缺的国家。但是由于和农业相适应的金融较为分散，资金动员能力较低，因此“铁血”政策使用国家的力量来扶持这些重工业，实际上等于用国家的力量来克服重工业投资在金融安排方面的困难。因此，这一发展战略实际上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升级、运用产业政策提供协调的一个范例。相对而言，其他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以1990年国际元衡量，人均收入只有500到600，仅为美国的5%，也只有德国在1870年时人均收入1821的1/3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德国与中印两国在推行重工业时要素禀赋条件的差距，德国实际上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政府发挥的只是协调作用，而中国和印度则完全是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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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出发点是以武力统一德国，因此在统一后继续强调军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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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均收入与汽车产业政策的成功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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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比较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等国家二战以后的汽车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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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50年代发展起钢铁产业和造船业，到了60年代随着资本和技术的积累，已有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日本通产省在60年代中提出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按1990年的国际元为单位计算的购买力平价，1965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13419，日本的人均收入是5934，已经达到了美国的40%，代表当时的日本已不再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到60年代航天产业、计算机产业都已经出现，汽车产业也不是当时最先进的产业。日本通产省在提出汽车产业政策时，原本只想保护丰田和日产两家汽车厂，但是当时有十几家重工业企业（包括生产摩托车的本田、钢铁的三菱、铃木、马自达、日野等）都想进入。最开始通产省给这些企业施加压力不让其进入，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政府支持或补贴，但是这些企业在违背日本政府意愿的情况下，依然在后来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成功。按照自生能力的定义，如果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政府的扶持，一个企业能够依靠正常的经营管理获利并生存下来，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所在的产业必然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所以日本在60年代中的汽车产业政策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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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本田等汽车企业都是日本在成功地发展了钢铁、造船、摩托车等产业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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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也提出过汽车产业政策，但在人均收入方面，1955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10897，中国的人均收入是575，印度的人均收入是676，也就是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5%—6%，与日本发展汽车产业时的条件相距甚远。50年代，中国的钢铁产业尚未发展起来，其他的相关部件制造业也可想而知。当时的长春一汽雇用了50多万人，一个厂相当于一个城市的规模，就是因为所有部件都要靠自己生产，产业基础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印度也同样。所以日本的汽车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取得了成功，中国和印度发展汽车产业违背了当时的比较优势，因而只有长期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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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在70年代开始推行汽车产业政策时，人均收入为日本的30%、美国的20%。其发展汽车产业的基础与日本有一定差距，但又比中国和印度好一些，相应的政府的保护补贴就比中国和印度少一点。韩国70年代的汽车产业政策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建立的三家汽车厂倒闭了两家，只有现代汽车这一家生存了下来，到现在发展得还不错。1991年我到美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旁边坐着现代汽车公司在美国的总裁。我对他说，韩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把汽车卖到美国，令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非常羡慕。但他却告诉我，现代汽车在美国已经连续亏损多年。企业在国外市场上亏损却没有关闭，就意味着在国内市场有国家给予的各种保护补贴，包括通过贸易壁垒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对国内市场提高价格，用国内消费者的钱去补贴在国外没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因此韩国汽车产业这部分的成功也是有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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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产业政策在不同的国家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就是由作为政策制定背景的要素禀赋结构或者比较优势所决定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就能够成功，比如德国在1870年的钢铁、重机产业政策和日本在60年代的汽车产业政策，相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就只有失败。一个产业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可以通过政府对该产业的补贴情况看出，如果产业在建立起来之后还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那它就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因为需要补贴就说明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相反如果只需要政府在建立之初给予一定的扶持以扫清信息、协调、外部性等障碍，之后就能在市场竞争中靠改善经营管理等获取正常利润，那就说明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政府的扶持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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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差距，只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差距来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加速技术创新的步伐，发展中国家就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信息收集、协调性的产业政策以及对企业的外部性补偿等方式发挥适当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后发优势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加速资本积累和产业、技术结构升级。同时，政府发挥任何作用都要以遵循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为前提，既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也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经验，还要维持一个竞争的市场以保证价格的灵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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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比较优势战略与出口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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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中可以看到发展成功的国家一般出口的比重都比较大，发展失败的国家出口比重都比较小。例如，中国在2003年贸易依存度达到了70%，而在1978年却只有9．5%，外向性程度大幅提高。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的外向程度实际上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的。如果实行赶超战略，一方面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现在要自己生产，所以进口会减少；另一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资源被转移去优先发展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以也很难发展起来并出口产品到国外。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直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在1978年以前主要出口的产品却是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业品，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因为得不到资本而发展缓慢。所以说，实行赶超战略进口和出口都会减少，经济就表现为内向型。一个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那么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不发展而采用进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多发展，其产品必然大量出口。当然，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由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内生决定的。如果有最优的产业结构，也就会有最优的出口程度和进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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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现实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