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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赶超战略，19世纪末德国的发展经验就经常被用做支持赶超战略的例证。1870年，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提出“铁血”政策，支持重工业、军事工业发展，使德国在很短时间内从一个农业经济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经济，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变成欧洲的强权。俾斯麦提出的“铁血”政策与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赶超战略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看非常相似，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但是同样的政策处在不同的要素禀赋条件之下，所起到的效果会截然不同。根据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的资料，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德国在1820年的人均收入相当于英国同年人均收入的62%。在俾斯麦提出“铁血”政策时，德国的人均收入是英国人均收入的57%。人均收入水平是反映要素禀赋结构情况的一个很好指标，人均收入水平高，人均资本拥有量必然多。“铁血”政策发展的是钢铁等重工业，虽然资本密集，需要的资本投入量大，但是，在工业革命时就已经有所发展，到19世纪末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不算是最先进的产业，而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最发达的英国的60%，也不是资本非常短缺的国家。但是由于和农业相适应的金融较为分散，资金动员能力较低，因此“铁血”政策使用国家的力量来扶持这些重工业，实际上等于用国家的力量来克服重工业投资在金融安排方面的困难。因此，这一发展战略实际上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升级、运用产业政策提供协调的一个范例。相对而言，其他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以1990年国际元衡量，人均收入只有500到600，仅为美国的5%，也只有德国在1870年时人均收入1821的1/3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德国与中印两国在推行重工业时要素禀赋条件的差距，德国实际上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政府发挥的只是协调作用，而中国和印度则完全是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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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出发点是以武力统一德国，因此在统一后继续强调军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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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均收入与汽车产业政策的成功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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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比较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等国家二战以后的汽车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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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50年代发展起钢铁产业和造船业，到了60年代随着资本和技术的积累，已有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日本通产省在60年代中提出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按1990年的国际元为单位计算的购买力平价，1965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13419，日本的人均收入是5934，已经达到了美国的40%，代表当时的日本已不再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到60年代航天产业、计算机产业都已经出现，汽车产业也不是当时最先进的产业。日本通产省在提出汽车产业政策时，原本只想保护丰田和日产两家汽车厂，但是当时有十几家重工业企业（包括生产摩托车的本田、钢铁的三菱、铃木、马自达、日野等）都想进入。最开始通产省给这些企业施加压力不让其进入，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政府支持或补贴，但是这些企业在违背日本政府意愿的情况下，依然在后来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成功。按照自生能力的定义，如果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政府的扶持，一个企业能够依靠正常的经营管理获利并生存下来，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所在的产业必然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所以日本在60年代中的汽车产业政策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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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本田等汽车企业都是日本在成功地发展了钢铁、造船、摩托车等产业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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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也提出过汽车产业政策，但在人均收入方面，1955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10897，中国的人均收入是575，印度的人均收入是676，也就是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5%—6%，与日本发展汽车产业时的条件相距甚远。50年代，中国的钢铁产业尚未发展起来，其他的相关部件制造业也可想而知。当时的长春一汽雇用了50多万人，一个厂相当于一个城市的规模，就是因为所有部件都要靠自己生产，产业基础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印度也同样。所以日本的汽车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取得了成功，中国和印度发展汽车产业违背了当时的比较优势，因而只有长期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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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在70年代开始推行汽车产业政策时，人均收入为日本的30%、美国的20%。其发展汽车产业的基础与日本有一定差距，但又比中国和印度好一些，相应的政府的保护补贴就比中国和印度少一点。韩国70年代的汽车产业政策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建立的三家汽车厂倒闭了两家，只有现代汽车这一家生存了下来，到现在发展得还不错。1991年我到美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旁边坐着现代汽车公司在美国的总裁。我对他说，韩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把汽车卖到美国，令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非常羡慕。但他却告诉我，现代汽车在美国已经连续亏损多年。企业在国外市场上亏损却没有关闭，就意味着在国内市场有国家给予的各种保护补贴，包括通过贸易壁垒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对国内市场提高价格，用国内消费者的钱去补贴在国外没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因此韩国汽车产业这部分的成功也是有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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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产业政策在不同的国家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就是由作为政策制定背景的要素禀赋结构或者比较优势所决定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就能够成功，比如德国在1870年的钢铁、重机产业政策和日本在60年代的汽车产业政策，相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就只有失败。一个产业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可以通过政府对该产业的补贴情况看出，如果产业在建立起来之后还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那它就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因为需要补贴就说明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相反如果只需要政府在建立之初给予一定的扶持以扫清信息、协调、外部性等障碍，之后就能在市场竞争中靠改善经营管理等获取正常利润，那就说明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政府的扶持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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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差距，只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差距来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加速技术创新的步伐，发展中国家就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信息收集、协调性的产业政策以及对企业的外部性补偿等方式发挥适当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后发优势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加速资本积累和产业、技术结构升级。同时，政府发挥任何作用都要以遵循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为前提，既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也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经验，还要维持一个竞争的市场以保证价格的灵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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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比较优势战略与出口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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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中可以看到发展成功的国家一般出口的比重都比较大，发展失败的国家出口比重都比较小。例如，中国在2003年贸易依存度达到了70%，而在1978年却只有9．5%，外向性程度大幅提高。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的外向程度实际上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的。如果实行赶超战略，一方面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现在要自己生产，所以进口会减少；另一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资源被转移去优先发展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以也很难发展起来并出口产品到国外。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直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在1978年以前主要出口的产品却是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业品，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因为得不到资本而发展缓慢。所以说，实行赶超战略进口和出口都会减少，经济就表现为内向型。一个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那么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不发展而采用进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多发展，其产品必然大量出口。当然，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由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内生决定的。如果有最优的产业结构，也就会有最优的出口程度和进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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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现实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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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会有竞争力，企业靠自己改善经营管理就可以获得正常利润，政府可以减少补贴，社会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而按照赶超战略发展，经济就会变得没有效率，还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既然比较优势战略有这样大的优越性，那为什么从二战后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情况来看，有那么多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都选择了赶超战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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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问题时，需要看到短期和长期的差别。假如现在有两个发展中国家，初始的经济规模一样大，一个国家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一个国家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短期之内，采用赶超战略的国家重工业确实会迅速建立起来，满足了当时很多刚刚独立或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快速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但是从长期、动态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所创造的剩余却很少，因为它所扶持的产业即使有剩余也是从其他产业部门里转移过来的，而真正能够创造剩余的产业却因为得不到资本而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得不到积累，经济规模也就扩张得非常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和危机，所以赶超战略支持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像上面讲到过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为创造了很多的剩余，经济规模也扩张得非常迅速。因此，两个国家从长期比较起来，当然是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发展较好，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谓“欲速则不达”，这是短期的赶超和长期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但是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精英都看不到这个矛盾，只看到本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急切地想要弥补这一差距，却不知道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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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同样是抱着赶超愿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东亚经济改变了传统的发展战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并经过三四十年的积累最终赶上甚至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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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东亚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政治领导人或社会精英懂得主动出击，而恰恰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东亚经济在50年代时也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一样想采取赶超战略。例如中国大陆在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一五”计划时，日本的通产省曾有一份报告评价说，如果日本不能像中国那样赶快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那么二三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强国，而日本会远远落后于中国。当时台湾当局为了反攻大陆作准备，也非常希望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和国防，而这些都需要重工业的支持。但是，它们最终都没有推行起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原因就在于赶超战略是一种效率非常低下的发展战略，需要有很多可以动员的资源来支持才能得以维持下去，而资源动员能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二是人口规模的大小。例如，同样是计划经济，苏联一直维持到60年代增长速度还非常快，主要原因就是苏联是人均自然资源在全世界最丰富的国家，人口也有两亿多，所以增长可以维持四五十年。在五六十年代很多拉美国家也有这种增长，一些非洲国家和南亚国家也是如此。再如中国，中国有广大的农村和巨大的农业人口，只要利用价格剪刀差就可以将农村的剩余转向城市发展工业。相比之下，东亚经济基本都是人口不太多、中等规模，而人均自然资源极度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重工业，就只能通过财政赤字来筹资，财政赤字依靠印制钞票来弥补，不到一两年就会引发高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最容易失掉民心，为了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这些东亚经济只能先后放弃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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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通货膨胀是国民党在统治时期迅速失掉民心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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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但发展的结果毕竟是成功的。作为学者最重要的就是追根溯源，实现恩格斯所讲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我们研究“东亚奇迹”不仅仅就是为了研究这一现象，而是要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推动因素是什么，从而将这些因素借鉴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推动更多国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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