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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现实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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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会有竞争力，企业靠自己改善经营管理就可以获得正常利润，政府可以减少补贴，社会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而按照赶超战略发展，经济就会变得没有效率，还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既然比较优势战略有这样大的优越性，那为什么从二战后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情况来看，有那么多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都选择了赶超战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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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问题时，需要看到短期和长期的差别。假如现在有两个发展中国家，初始的经济规模一样大，一个国家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一个国家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短期之内，采用赶超战略的国家重工业确实会迅速建立起来，满足了当时很多刚刚独立或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快速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但是从长期、动态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所创造的剩余却很少，因为它所扶持的产业即使有剩余也是从其他产业部门里转移过来的，而真正能够创造剩余的产业却因为得不到资本而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得不到积累，经济规模也就扩张得非常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和危机，所以赶超战略支持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像上面讲到过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为创造了很多的剩余，经济规模也扩张得非常迅速。因此，两个国家从长期比较起来，当然是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发展较好，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谓“欲速则不达”，这是短期的赶超和长期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但是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精英都看不到这个矛盾，只看到本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急切地想要弥补这一差距，却不知道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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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同样是抱着赶超愿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东亚经济改变了传统的发展战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并经过三四十年的积累最终赶上甚至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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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东亚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政治领导人或社会精英懂得主动出击，而恰恰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东亚经济在50年代时也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一样想采取赶超战略。例如中国大陆在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一五”计划时，日本的通产省曾有一份报告评价说，如果日本不能像中国那样赶快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那么二三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强国，而日本会远远落后于中国。当时台湾当局为了反攻大陆作准备，也非常希望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和国防，而这些都需要重工业的支持。但是，它们最终都没有推行起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原因就在于赶超战略是一种效率非常低下的发展战略，需要有很多可以动员的资源来支持才能得以维持下去，而资源动员能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二是人口规模的大小。例如，同样是计划经济，苏联一直维持到60年代增长速度还非常快，主要原因就是苏联是人均自然资源在全世界最丰富的国家，人口也有两亿多，所以增长可以维持四五十年。在五六十年代很多拉美国家也有这种增长，一些非洲国家和南亚国家也是如此。再如中国，中国有广大的农村和巨大的农业人口，只要利用价格剪刀差就可以将农村的剩余转向城市发展工业。相比之下，东亚经济基本都是人口不太多、中等规模，而人均自然资源极度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重工业，就只能通过财政赤字来筹资，财政赤字依靠印制钞票来弥补，不到一两年就会引发高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最容易失掉民心，为了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这些东亚经济只能先后放弃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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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通货膨胀是国民党在统治时期迅速失掉民心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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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但发展的结果毕竟是成功的。作为学者最重要的就是追根溯源，实现恩格斯所讲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我们研究“东亚奇迹”不仅仅就是为了研究这一现象，而是要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推动因素是什么，从而将这些因素借鉴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推动更多国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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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1704487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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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三、针对一些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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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行比较优势是否会永远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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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容易被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以引进技术为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区段，是否就会丧失掉自主创新能力，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能否赶上发达国家不在于现有的经济水平，而在于发展中的相对增长率是什么样的。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以比较优势作为其产业和技术选择的指导原则，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一定高于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引进，与发达国家的研发相比成本低了很多。技术创新速度快，资本回报率高，资本积累的意愿就高，发展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正说明了这一点。随着资本不断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得到提升，产业结构也会相应赶上。也就是说，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发展中国家最后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同时，随着要素禀赋结构接近于发达国家，需要自主创新的产业、技术也会相应增加。发展中国家虽然以引进技术为主，但是自主创新的领域依然随处可见。在现实中不难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一直都在提高，而不是因为引进增多就逐渐丧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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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并且没有比中国更发达的国家同在这一领域生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普遍比发达国家落后，某些产品在发达国家已经被淘汰使用或因不符合比较优势而不再生产。这时在同一产业内已经没有更发达的国家进行生产和技术的创新，如果中国仍不放弃这个产品，并想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就必须自己去开发和研究新技术、新产品。例如在80年代以前，全世界摩托车产业最发达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摩托车的技术主要是从这两个国家引进的，中国的第一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嘉陵就是与日本本田合资的。但是，随着日本和德国的摩托车生产厂家相继退出摩托车生产领域，中国很快就变为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国。中国现在每年生产摩托车1000多万辆，其中400多万辆都是由重庆生产的。2006年我去重庆访问时，听一位官员讲到重庆一年的摩托车专利申请就有1800多项，平均每天5项，这种频繁的自主创新正是由行业龙头的地位和压力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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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摩托驰骋在非洲的绿茵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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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一些高端行业如计算机等，技术引进的空间相对较大，但引进中依然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些创新，以避免原样照搬所造成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这种技术的本地化创新工作主要体现在生产流程方面。发达国家劳动力较为昂贵，因此自动化程度普遍较高，大量机器设备代替手工。相反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劳动力价格较低，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用劳动力替代设备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同样是中国的例子，扬州的邗江区杭集镇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开始生产牙刷，最早的工艺可以追溯到以猪骨为柄、猪鬃为毛的时代。8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政府的号召下镇上很多人开始重拾牙刷这一传统行业，有五位韩姓的兄弟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五兄弟渐渐发现他们的牙刷利润不高，市场份额也极难扩张，其原因就在于生产的人太多，产品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于是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思路。终于在1993年，五兄弟当中的韩国平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一个外国机械展上，对一套德国产的牙刷生产设备产生了兴趣。当时杭集镇手工生产的牙刷主要有两个大的缺点：一是掉毛，二是毛的切面太过粗糙。这套德国设备正好克服了这两大缺点，只是每套设备要价300万元，这在当时对一家民营企业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但是韩国平仔细研究后发现，克服两大问题的工序主要是最后的装毛和打磨两道，之前的工序完全可以用人工替代。而单独引进最后两道工序只需要80万元，比全部引进节省了220万。按十年的折旧期计算，平均每年节省出22万，加上贷款利息还要更多。相比较扬州90年代初农村地区的人均月收入仅为300元，即使按500元计算，手工替代部分需要四个人完成，那么年均劳动力成本也不过才24000元，只占了机器成本的一个零头不到。韩国平正是凭借这一改进的引进程序迅速扩大了生产，以价廉物美的产品为基础，打造出享誉全国的“三笑”品牌，并一举拿下了国内70%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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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某些领域当中，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虽然仍存在着差距但差距已变得较小。可能除了一两个核心技术之外，其余的所有技术都已经被全部掌握，而发达国家有时不愿意将这一两项核心技术出口给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对这部分技术进行集中攻关就变得非常有利可图。在廊坊有一家出售天然气的公司叫新奥集团，它们的天然气输出主要有管道和瓶装两种方式。其中瓶装天然气需要特殊的钢管以保证安全，以前钢管全部从国外进口，后来国内虽然也开始生产，但是对安全因素至关重要的封口技术依然没有解决。新奥当时的想法是邀请拥有这项技术的美国某厂商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引进这项技术，却遭到对方以这样会“自己现在有饭吃、儿子将来没饭吃”为由拒绝，于是自己组织研究小组进行攻关，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成功，让美国厂商大叹“自己也没饭吃了”，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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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自主创新的领域都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除了这些技术领域之外，还有一些，例如在国内存在巨大需求而在国外因需求不足不能引起足够重视和力量投入的技术改进需要，以及关乎国防安全需要的技术，也都得靠发展中国家自己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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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并无孰优孰劣，比较优势战略的目标就是追求高效率，追求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引进技术比自主创新成本低、利润高，那么选择引进技术就比较好；当已经没有现成的技术可供引进或是引进的成本太高，那么自主创新就比较好。发达国家之所以在高端技术领域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自主研发，并不是因为自主研发的技术更为优越，而是因为世界上已没有比它们更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领域进行研发以供它们采用和借鉴。如果它们不进行研发，那么技术就没办法进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势必会遇到瓶颈，从而增长出现停滞，也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无论从技术变迁还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都要慢于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方面之前已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典范，因此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发展中国家通过推行比较优势，加速发展最终赶上发达国家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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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资本流动是否会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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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的理论起点是通过资本积累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最终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量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有没有可能依靠外资的大量流入来实现这一过程呢？答案是外资流入的确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存量，但是外资的流入量不会大到使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量等于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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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资本进入到发展中国家不是为了缩小全球人均收入差距，而是有其明确利润目的的。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个目的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应产业以作为出口基地。因此，外资投入的产业必然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第二，源于外资企业自身的比较优势，为了使产品能顺利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外资所选择的产业一般会比当地产业资本密度较高。但在同时企业也会出于降低成本的需要，更多地利用在当地具有优势的资源，即劳动力。因此，企业用于生产的资本密度仍然要低于在本国生产同类产品时的资本密度。例如，武汉神龙汽车厂从法国雪铁龙引进生产线生产富康汽车，广州从日本本田引进生产线生产雅阁汽车，这两种汽车从档次上讲雅阁要比富康高档一些。但因为富康的生产线按中方要求是从法国原装进口的，生产设备与生产流程与法国完全相同，因此造价高达100亿元，而雅阁的生产线在引进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适当改进，大量以人力代替设备，因此引进成本只要20多亿。悬殊的成本极大地影响到价格，结果可想而知，雅阁的利润要远远高于富康。外商考虑到盈利需要，就不会在发展中国家采用和在发达国家同样资本密集的技术，也就没有想象的那种高额的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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