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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韦伯的主要观点体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可参见第32页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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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种观点主要体现在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一书中，中译本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出版，英文版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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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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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Krug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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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篇文章发表在《外交事务》第73卷第6期，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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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包括世界银行出版的《东亚奇迹》，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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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波特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国家竞争优势的著作，其中比较经典的是《国家竞争优势》，这本书的中译本可参考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英文版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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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第六讲 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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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不仅中国的情况如此，除东亚的几个经济体外，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于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先后开始对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然而按照不同的改革思路与改革方式，各国取得的改革成果也大不相同。我们所看到的是，凡是以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进行改革的国家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中国自己摸索出以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的改革，虽曾被认为是最糟的改革模式，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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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讲开始，将分别从不同的领域介绍中国改革的进程以及遗留问题，并根据上一讲提出的理论框架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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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1704487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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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一、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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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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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当中为时最早，也是成效最佳的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率先推行改革在当时是有其偶然性的。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上台，重新取得了执政权。任何领导集体都必须有其执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上台在政策上必须有异于“四人帮”且必须有利于人民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四人帮”所代表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但到了1978年的时候，日本经济已基本赶上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经济也都显著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中国大陆在当时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原子弹试爆成功，人造卫星也发射成功，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更远了（见表6.1）。提高经济绩效，让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也能像周边国家和地区那样富裕起来，以有别于“两个凡是”，是新一代领导集体获得人民支持、取得执政合法性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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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中国与其他新兴工业经济的增长绩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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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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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从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实践的结果比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按现有经济学理论的主张进行休克疗法要行之有效得多。但在当时，不少海外学者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体制较优，计划经济体制较差，市场与计划双轨并行的制度则最差，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必须“一次跳过一条鸿沟”。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双轨的、渐近的改革路径呢？我想这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从不教条化地按照一个既定模式来推进改革，以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本身也是第一代革命家有关。这些过去的革命家和现在的领导人都参加并领导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因此，不能全盘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只能在肯定传统体制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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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从“偶然的现象”中了解其“必然的原因”，应用在此就是增加对社会经济现象本质的认识，以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本讲将回顾讨论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及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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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前的农业制度、政策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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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的农业制度安排在第四讲做过详细介绍，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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