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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第六讲 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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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不仅中国的情况如此，除东亚的几个经济体外，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于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先后开始对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然而按照不同的改革思路与改革方式，各国取得的改革成果也大不相同。我们所看到的是，凡是以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进行改革的国家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中国自己摸索出以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的改革，虽曾被认为是最糟的改革模式，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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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讲开始，将分别从不同的领域介绍中国改革的进程以及遗留问题，并根据上一讲提出的理论框架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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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一、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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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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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当中为时最早，也是成效最佳的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率先推行改革在当时是有其偶然性的。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上台，重新取得了执政权。任何领导集体都必须有其执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上台在政策上必须有异于“四人帮”且必须有利于人民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四人帮”所代表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但到了1978年的时候，日本经济已基本赶上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经济也都显著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中国大陆在当时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原子弹试爆成功，人造卫星也发射成功，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更远了（见表6.1）。提高经济绩效，让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也能像周边国家和地区那样富裕起来，以有别于“两个凡是”，是新一代领导集体获得人民支持、取得执政合法性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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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中国与其他新兴工业经济的增长绩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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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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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从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实践的结果比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按现有经济学理论的主张进行休克疗法要行之有效得多。但在当时，不少海外学者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体制较优，计划经济体制较差，市场与计划双轨并行的制度则最差，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必须“一次跳过一条鸿沟”。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双轨的、渐近的改革路径呢？我想这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从不教条化地按照一个既定模式来推进改革，以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本身也是第一代革命家有关。这些过去的革命家和现在的领导人都参加并领导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因此，不能全盘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只能在肯定传统体制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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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从“偶然的现象”中了解其“必然的原因”，应用在此就是增加对社会经济现象本质的认识，以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本讲将回顾讨论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及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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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前的农业制度、政策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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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的农业制度安排在第四讲做过详细介绍，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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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耕作制度方面，1949—1952年实行“土改”，1953年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经历了三年农业危机以后，从1962年开始采取新的以生产队为经营单位的合作制度并一直持续到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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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政策方面，1962年以前，政府的想法是采取一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制度安排，因此只能以规模经济提高产量，不断扩大农业合作的规模。1962年后，政府不再迷信规模经济，开始重视开发和利用良种、化肥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并在70年代喊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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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绩效方面，从1952年到1978年，农作物的平均增长率是2.5%，谷物（即粮食）的平均增长率是2.4%，而同期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大约是2%，也就是说粮食增长只比人口增长快0.4%，按人均粮食占有量计算，1978年与1952年相比只增长了10%（见表6.2）。这一增长概念形象一点来讲，也就是当时我们上大学的男生每人一顿饭多吃了几口，可以说生活水平改善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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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改革前后的农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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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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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的措施与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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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政府在对改革前的农业发展问题做出诊断和总结时，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第一，生产队规模太大导致激励低下；第二，统购价格过低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第三，取消了农贸市场之后，农村回复到自然经济状态，因为缺乏专业分工所以效率低下。针对以上症结，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政府采取了以下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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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统购价格过低的问题进行了价格改革，收购价提高17.1%，超额收购加价从30%提高到50%，平均价格提高了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