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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当中为时最早，也是成效最佳的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率先推行改革在当时是有其偶然性的。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上台，重新取得了执政权。任何领导集体都必须有其执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上台在政策上必须有异于“四人帮”且必须有利于人民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四人帮”所代表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但到了1978年的时候，日本经济已基本赶上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经济也都显著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中国大陆在当时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原子弹试爆成功，人造卫星也发射成功，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更远了（见表6.1）。提高经济绩效，让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也能像周边国家和地区那样富裕起来，以有别于“两个凡是”，是新一代领导集体获得人民支持、取得执政合法性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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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中国与其他新兴工业经济的增长绩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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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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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从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实践的结果比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按现有经济学理论的主张进行休克疗法要行之有效得多。但在当时，不少海外学者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体制较优，计划经济体制较差，市场与计划双轨并行的制度则最差，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必须“一次跳过一条鸿沟”。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双轨的、渐近的改革路径呢？我想这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从不教条化地按照一个既定模式来推进改革，以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本身也是第一代革命家有关。这些过去的革命家和现在的领导人都参加并领导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因此，不能全盘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只能在肯定传统体制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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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从“偶然的现象”中了解其“必然的原因”，应用在此就是增加对社会经济现象本质的认识，以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本讲将回顾讨论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及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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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前的农业制度、政策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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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的农业制度安排在第四讲做过详细介绍，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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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耕作制度方面，1949—1952年实行“土改”，1953年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经历了三年农业危机以后，从1962年开始采取新的以生产队为经营单位的合作制度并一直持续到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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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政策方面，1962年以前，政府的想法是采取一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制度安排，因此只能以规模经济提高产量，不断扩大农业合作的规模。1962年后，政府不再迷信规模经济，开始重视开发和利用良种、化肥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并在70年代喊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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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绩效方面，从1952年到1978年，农作物的平均增长率是2.5%，谷物（即粮食）的平均增长率是2.4%，而同期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大约是2%，也就是说粮食增长只比人口增长快0.4%，按人均粮食占有量计算，1978年与1952年相比只增长了10%（见表6.2）。这一增长概念形象一点来讲，也就是当时我们上大学的男生每人一顿饭多吃了几口，可以说生活水平改善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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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改革前后的农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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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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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的措施与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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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政府在对改革前的农业发展问题做出诊断和总结时，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第一，生产队规模太大导致激励低下；第二，统购价格过低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第三，取消了农贸市场之后，农村回复到自然经济状态，因为缺乏专业分工所以效率低下。针对以上症结，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政府采取了以下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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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统购价格过低的问题进行了价格改革，收购价提高17.1%，超额收购加价从30%提高到50%，平均价格提高了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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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行市场改革，恢复了农村集贸市场和长途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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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降低生产队规模，允许包产到组或包干到组，但仍坚决维持集体生产制度，禁止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与全面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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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附录一我们将了解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经过，这一制度安排不是任何政府领导人设计出来的，而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自发进行的制度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小岗村取得了成功之后，在1979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允许当时农村最贫困的“三靠队”从1980年开始首先实行“大包干”的决议。结果在1980年年底进行清算时，发现全国有14%的生产队采用了“大包干”的形式，超过了当时估计的全国10%的“三靠队”数量。但是不管这些生产队原来的生产情况如何，在采取了包干到户的这一年内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从1981年开始政府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推广到全国，在当年年底实行的生产队就达到了45%，第二年提高到80%，到1984年全国农村99%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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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表6.2所示，从1978—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出现到全面推广的几年间，农业增长速度由原来的2.9%提高到7.7%，快了两倍多，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也比以前快了一倍。同时，因为从70年代开始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由原来的2%下降到1.3%，这就意味着人均粮食的增长速度还要更快，打下了后来中国粮食生产“丰年有余基本自足”的基础。总之，在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业的发展绩效确实大大提高了，但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问题，却在80年代引发了很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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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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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无非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对了，因为无论从单个农村还是从全面推广的情况看都成效显著。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独门独户的生产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特性，而且“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机械化需要有规模经济才能得以推广，家庭生产不具有规模经济，是改革的倒退。另一种观点的主张者认为1978—1984年的农业快速增长是由其他改革措施（如化肥、科研、机械化使用的增加，以及提价和恢复市场的改革）的效果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掩盖了。尤其在1984年后，生产出现滑坡（见表6.2），说明被掩盖的问题最终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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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类似的争论不仅在国内进行得如火如荼，连国外的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争论。国外的正统理论根据对理论模型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集体生产要比个体生产激励更高，集体生产的资源配置与个体生产同样有效率，也就是与国内不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方持同样观点，认为集体生产比个体生产更有制度优越性。虽然这些理论有严格的数学模型支持，但却很难解释为什么小岗村的农民要冒着巨大风险去搞包干到户，1980年很多不是“三靠队”的生产队也要违反国家政策去搞包干到户。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假设人都是理性的，这些理性的农民没有理由顶着风险去采取一个不好的制度。如此理论分析就与现象出现了矛盾，当理论与现实出现不一致时，只能是理论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