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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表6.2所示，从1978—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出现到全面推广的几年间，农业增长速度由原来的2.9%提高到7.7%，快了两倍多，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也比以前快了一倍。同时，因为从70年代开始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由原来的2%下降到1.3%，这就意味着人均粮食的增长速度还要更快，打下了后来中国粮食生产“丰年有余基本自足”的基础。总之，在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业的发展绩效确实大大提高了，但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问题，却在80年代引发了很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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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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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无非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对了，因为无论从单个农村还是从全面推广的情况看都成效显著。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独门独户的生产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特性，而且“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机械化需要有规模经济才能得以推广，家庭生产不具有规模经济，是改革的倒退。另一种观点的主张者认为1978—1984年的农业快速增长是由其他改革措施（如化肥、科研、机械化使用的增加，以及提价和恢复市场的改革）的效果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掩盖了。尤其在1984年后，生产出现滑坡（见表6.2），说明被掩盖的问题最终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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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类似的争论不仅在国内进行得如火如荼，连国外的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争论。国外的正统理论根据对理论模型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集体生产要比个体生产激励更高，集体生产的资源配置与个体生产同样有效率，也就是与国内不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方持同样观点，认为集体生产比个体生产更有制度优越性。虽然这些理论有严格的数学模型支持，但却很难解释为什么小岗村的农民要冒着巨大风险去搞包干到户，1980年很多不是“三靠队”的生产队也要违反国家政策去搞包干到户。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假设人都是理性的，这些理性的农民没有理由顶着风险去采取一个不好的制度。如此理论分析就与现象出现了矛盾，当理论与现实出现不一致时，只能是理论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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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理论模型以两种方法来证明集体生产的优越性。第一种模型以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构建生产函数，并假设每个劳动者不管在何种生产制度下都提供一个单位的劳动投入。农业生产毫无疑问是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的，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集体生产比个体生产更具规模经济，因此集体生产也就比个体生产效率更高。这一理论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在套用到具体的农业生产上时却往往不能适用。因为它把每一个劳动者作为一个单位的劳动投入，这就等于把劳动者当成了拖拉机之类的机器设备同样对待，但问题是劳动者除了具有生产要素的特性之外，还具有主观能动性。现实中不能保证两个劳动者相加就拥有两个单位的劳动力投入，还要看个人在生产中分别付出了多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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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激励机制，传统经济模型也给出了看似合理的解释，认为中国的农业合作生产采取平时的按需分配与期终“工分制”的按劳分配相结合，是非常好的分配制度。因为完全的按劳分配会造成激励过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太强会导致福利下降，而结合以“按需分配”可以适当减少农民的生产努力，使福利水平达到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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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理论模型则根据中国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来构建，一个劳动力增加劳动投入，能增加工分以及在最终分配时的份额，从而证明在生产队的制度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会高于在家庭生产中的生产积极性。这一理论模型的问题在于生产努力与工分进行挂钩的前提是要有完全监督，而农业生产的监督实际上是非常弱的。监督一般可以分为过程监督与结果监督两种。对农业生产实行过程监督首先是场地条件不允许，农地范围太大，不像工业生产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进行的；其次是缺乏统一标准，农业种植、收获的流程通常无明确要求，大部分生产行为都是由个人习惯与经验决定的。对农业生产进行结果监督同样难以奏效，首先农业生产是一个生物过程，从投入到收获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间隔太久难以达到监督效果；其次农业生产受很多外在因素如气候等的影响，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即使农民投入再多努力也难以得到好的收成，而当遇到风调雨顺只要一般的努力收成就会很好。总之，受以上各种因素影响，对整个农业生产的监督都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结果就造成了工分制虽名为按劳分配，但在实际操作中就等于是按时计算，出一天工就有八个小时的工分，和出工以后付出多大努力无关，所以在农业生产队中的工作激励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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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田和工厂车间有着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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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想获得集体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就要为此付出一定的监督成本，但是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过高，而且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当年凤阳县派出17个干部到小岗村监督18户村民，这些干部吃住在农民家中造成很大负担，结果当年的生产反而更差了，而实行包产到户可以完全节省掉监督成本，因此，单家单户的生产虽然牺牲掉了规模经济但还是要比监督不完善的集体生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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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通过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也可以看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作用。从1978年到1984年，以总增长为基数100进行计算，各种投入要素的增加（如土地、化肥、机械化、劳动人口等）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制度变迁）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7，无法解释的剩余为7。7年内农业增长了42%，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大约为20%。但是，与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不同，制度变迁带来的产出增长是一次性的。通过实行包产到户可以一次性地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例如从每天有效劳动4小时提高到12小时，但却不能继续提高到16小时，因为，劳动力总要吃饭、睡觉。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到了1984年农业增长速度会下降，因为截止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广已经结束，制度变迁所贡献的那47个增长点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因此产量增长会有明显的下滑。此外，关于谷物增长为负的现象，非但不能解释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反而应归结为它的好处。1978年，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对粮棉收购价格进行了改革，并承诺全收，但由于粮食的连年增产造成政府的粮食储备越来越多，有的地方甚至要借用小学教室来存放粮食，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和浪费。因此从1985年开始将统购改为订购，政府与单家单户的农民订立收购合同，价格按照“倒三七”的比例，即30%按照原来的统购价，70%按照超购价计算，这样新的订购价就低于原来的超购价，而且超过订购的部分还要“随行就市”以市场价格出售。这一政策的转变对于政府来说是甩掉了一个财政补贴的包袱，但对于粮农来说因为粮食边际价格下降，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也就随之下降。相应的，其余蔬菜、水果、畜产品等农产品的市场则放开，价格相对上升。在这种比价变化下，农民将粮食生产转向其他农产品生产，因此才会造成1984—1987年的粮食产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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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但搞对了，而且是中国农村改革最大的成就，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两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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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170448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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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二、改革后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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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粮食安全问题与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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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粮食问题攸关国计民生，因此常常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将自己的饭碗端在别人手里，所以大多数国家采取粮食生产自给自足的政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为了保证能够养活十几亿的人口，粮食问题在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却对粮食安全提出了几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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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逐步推进，新建工厂、道路、住房等都要在农村占用大量土地，造成农业用地数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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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之高，虽然现在人口增长率已经有所下降，但每年净增加人口数量依然相当庞大，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自然也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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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的直接消费会有所下降，但对肉蛋等副食食品的需求反而会增加，肉食均由粮食转化，因此总的粮食消耗量还是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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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土地减少会影响到粮食供给，另一方面需求还在不断增加，结合起来看粮食问题就显得比较严峻。中国的粮食问题不仅引起了国内的足够重视，在国外也很早就受到了关注。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1994年的时候曾发表文章，预测中国到2020年进口粮食将达到2亿到3亿吨，这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粮食贸易的总量。也就是说，到2020年，将全世界出口的粮食都投向中国还不能满足中国的粮食需求，而世界其他国家还有很多饥饿人口得不到粮食。因此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粮食问题曾一度被用作支持当时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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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粮食问题的解决还要从问题的起因着手。粮食需求的增加一定要满足，而针对农地不断减少的现状，就要想办法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产出增加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增加要素投入，二是改进技术，这两种措施都需要政府的相关政策提供一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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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自由化和价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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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无论是购买更多的化肥、工具还是付出更多的劳动，增加要素投入的生产决策都必须由农民做出。前面讲到农民都是理性的人，投入更多必然期待更多的回报，这就需要保证增加的产出所转化的收益必须有一部分能够回到农民手中，否则，农民生产出可供全家消费的粮食就已经足够，不会有积极性去生产更多。但如果随着粮食需求的增加，粮食价格能够不断上涨，农民就会有积极性去增加各种投入，采用新的技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卖到市场上来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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