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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逐步推进，新建工厂、道路、住房等都要在农村占用大量土地，造成农业用地数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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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之高，虽然现在人口增长率已经有所下降，但每年净增加人口数量依然相当庞大，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自然也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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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的直接消费会有所下降，但对肉蛋等副食食品的需求反而会增加，肉食均由粮食转化，因此总的粮食消耗量还是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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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土地减少会影响到粮食供给，另一方面需求还在不断增加，结合起来看粮食问题就显得比较严峻。中国的粮食问题不仅引起了国内的足够重视，在国外也很早就受到了关注。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1994年的时候曾发表文章，预测中国到2020年进口粮食将达到2亿到3亿吨，这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粮食贸易的总量。也就是说，到2020年，将全世界出口的粮食都投向中国还不能满足中国的粮食需求，而世界其他国家还有很多饥饿人口得不到粮食。因此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粮食问题曾一度被用作支持当时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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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粮食问题的解决还要从问题的起因着手。粮食需求的增加一定要满足，而针对农地不断减少的现状，就要想办法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产出增加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增加要素投入，二是改进技术，这两种措施都需要政府的相关政策提供一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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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自由化和价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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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无论是购买更多的化肥、工具还是付出更多的劳动，增加要素投入的生产决策都必须由农民做出。前面讲到农民都是理性的人，投入更多必然期待更多的回报，这就需要保证增加的产出所转化的收益必须有一部分能够回到农民手中，否则，农民生产出可供全家消费的粮食就已经足够，不会有积极性去生产更多。但如果随着粮食需求的增加，粮食价格能够不断上涨，农民就会有积极性去增加各种投入，采用新的技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卖到市场上来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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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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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要增加粮食单产，最重要的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因为增加化肥等其他要素投入到一定程度就会使边际产出递减，对耕地的过度开发还会导致环境问题。但与工业技术创新有所不同的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国家，农业科研的资金也主要来自于政府，这与农业科研的特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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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业科研一般周期较长。例如，杂交水稻的研究周期相对较短，但是袁隆平培育出一个新的杂交水稻组合一般也要四五年的时间，培育一个新的常规稻品种可能要七八年甚至十年的时间。如果要培育一个新的动物品种，比如瘦肉型的猪，可能要花20年甚至3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农业科研成本巨大且收效缓慢。第二，农业科研成果很难进行市场化。农产品的品种改良，除了一些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必须每年购买种子，大多数品种只要买一次，农民接下来就可以留种自种。更重要的是，农业科研最终的受益者不是农民而是消费者。因为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推广，农产品价格就会下降，农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受益的只有消费者。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谁受益，谁付费”。但是一般消费者不会主动支持农业科研，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可以以税收的方式从一般家庭收取费用，然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支持农业研究。只有依靠政府支持才能克服农业科研周期长、风险大，即使研究成功也不易市场化的缺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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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粮食适度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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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可以分为土地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粮食属于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例如，中国现在种一亩小麦大概要用七八个工（即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作量）；种一亩玉米也要七八个工；种一亩水稻要十五六个工；种一亩蔬菜大概需要两百个工。很明显，蔬菜就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中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较少，因此总的来说，对于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就不具有比较优势。美国虽然劳动力昂贵，但因为美国的土地非常丰富，所以粮食生产占有优势，粮食价格也相对较低。中国与日本、韩国在2000年后的几年内的贸易摩擦都源于这两个国家想对中国的蘑菇、竹笋以及大蒜等农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这些都是蔬菜类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说明中国对这类农产品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如果能适度地进口我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类农产品，把部分土地解放出来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就可以扩大出口，增加农民收入。这是对资源配置的改善，同时，只要粮食进口逐渐增加，让国际上的余粮国能够有时间增加产量，并且将进口比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不会影响到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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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农问题”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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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农民与农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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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村改革的成功，中国政府把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从1985年开始推向城市，带来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到了90年代末，“三农问题”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高度重视的问题。对“三农问题”的一般说法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这三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纳为一个，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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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仔细研究中国的农业，就会发现农业生产不是主要问题。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农业生产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6.2%。这个速度从实证的角度无论横向与纵向比较都是相当高的。从理论上看有一个简单的规律可以参考：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能够长期维持3%的增长，就是很可喜的成绩。这个数字计算的根据是，一般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不超过2%，因为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相当小，有的接近于0，所以农业增长只要比人口增长高出一个百分点，基本上就能够满足国内需求。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即使是在1998—2003年这段被认为是“三农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农业增长速度也达到了4.3%，而同期人口增长只有1%，远远超过了农业增长比人口增长快1%的标准。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中“农业真危险”的说法至少对到目前为止的农业生产情况来说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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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真穷”和“农民真苦”指的其实都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我们要看到“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与改革前相比，从1978年到1984年，农村的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达到了13.9%，是城市人均收入增长的两倍，这是非常高的。从1984年以后，农民的收入虽然还在增长，但与城市收入比较起来就会显得较慢。从1985年开始，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收入增长速度反过来超过了农村，因此就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见表6.3）。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有一部分人收入增长非常快，即使另一部分人的收入仍在增长，但相比之下仍会显得比较贫困。因此农村的“穷”是与城市相比的结果而不是与农村过去相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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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1978—2004年中国城乡收入增长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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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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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农民的“苦”并不体现在体力劳动上，目前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化肥取代了农家肥，劳动投入不管从数量还是强度上都比以前少了许多。但是，农村的卫生、教育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依然非常落后。例如在改革前大学生上学可以免学费，又如农村会有“赤脚医生”一类的公费医疗安排，虽然条件十分落后，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一部分需求。然而在改革后，教育和社会保障实行市场化，随着各种价格的放开，不少农民家庭出现“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的情形，甚至有的家庭有人生了一场大病，或是有一位子女上了大学，就会变成贫困户。所以，归根结底，农民的苦还是收入有限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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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做法与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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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解决农村问题、提高农民收入上的思路有过几次变化。第一次变化是在五六十年代，当时农村发展最强调的是改变基础设施、提供灌溉。因为农业生产第一要地、第二要水。农业生产有了灌溉设施以后，抗旱、抗涝的能力就会增强，产量也能够增加。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对增产、稳产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显著，农民基本上还是非常穷。进入到七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外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有了新的转变，开始强调科技与教育，以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为主。但又是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结果发现，就新技术而言，率先采用新技术的农民可以增产增收，但是一旦这项新技术大面积推广以后，农民就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情形。到了八九十年代，又开始强调所谓的产业结构调整，推广一些附加价值较高的农产品品种。然而与技术推广的情形相同，通常是那些率先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农民可以增收，但在很多农户都去进行这种生产结构调整以后，增产不增收的情形又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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