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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可以分为土地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粮食属于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例如，中国现在种一亩小麦大概要用七八个工（即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作量）；种一亩玉米也要七八个工；种一亩水稻要十五六个工；种一亩蔬菜大概需要两百个工。很明显，蔬菜就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中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较少，因此总的来说，对于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就不具有比较优势。美国虽然劳动力昂贵，但因为美国的土地非常丰富，所以粮食生产占有优势，粮食价格也相对较低。中国与日本、韩国在2000年后的几年内的贸易摩擦都源于这两个国家想对中国的蘑菇、竹笋以及大蒜等农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这些都是蔬菜类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说明中国对这类农产品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如果能适度地进口我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类农产品，把部分土地解放出来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就可以扩大出口，增加农民收入。这是对资源配置的改善，同时，只要粮食进口逐渐增加，让国际上的余粮国能够有时间增加产量，并且将进口比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不会影响到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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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农问题”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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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农民与农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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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村改革的成功，中国政府把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从1985年开始推向城市，带来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到了90年代末，“三农问题”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高度重视的问题。对“三农问题”的一般说法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这三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纳为一个，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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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仔细研究中国的农业，就会发现农业生产不是主要问题。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农业生产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6.2%。这个速度从实证的角度无论横向与纵向比较都是相当高的。从理论上看有一个简单的规律可以参考：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能够长期维持3%的增长，就是很可喜的成绩。这个数字计算的根据是，一般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不超过2%，因为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相当小，有的接近于0，所以农业增长只要比人口增长高出一个百分点，基本上就能够满足国内需求。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即使是在1998—2003年这段被认为是“三农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农业增长速度也达到了4.3%，而同期人口增长只有1%，远远超过了农业增长比人口增长快1%的标准。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中“农业真危险”的说法至少对到目前为止的农业生产情况来说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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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真穷”和“农民真苦”指的其实都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我们要看到“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与改革前相比，从1978年到1984年，农村的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达到了13.9%，是城市人均收入增长的两倍，这是非常高的。从1984年以后，农民的收入虽然还在增长，但与城市收入比较起来就会显得较慢。从1985年开始，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收入增长速度反过来超过了农村，因此就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见表6.3）。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有一部分人收入增长非常快，即使另一部分人的收入仍在增长，但相比之下仍会显得比较贫困。因此农村的“穷”是与城市相比的结果而不是与农村过去相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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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1978—2004年中国城乡收入增长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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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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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农民的“苦”并不体现在体力劳动上，目前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化肥取代了农家肥，劳动投入不管从数量还是强度上都比以前少了许多。但是，农村的卫生、教育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依然非常落后。例如在改革前大学生上学可以免学费，又如农村会有“赤脚医生”一类的公费医疗安排，虽然条件十分落后，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一部分需求。然而在改革后，教育和社会保障实行市场化，随着各种价格的放开，不少农民家庭出现“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的情形，甚至有的家庭有人生了一场大病，或是有一位子女上了大学，就会变成贫困户。所以，归根结底，农民的苦还是收入有限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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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做法与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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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解决农村问题、提高农民收入上的思路有过几次变化。第一次变化是在五六十年代，当时农村发展最强调的是改变基础设施、提供灌溉。因为农业生产第一要地、第二要水。农业生产有了灌溉设施以后，抗旱、抗涝的能力就会增强，产量也能够增加。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对增产、稳产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显著，农民基本上还是非常穷。进入到七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外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有了新的转变，开始强调科技与教育，以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为主。但又是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结果发现，就新技术而言，率先采用新技术的农民可以增产增收，但是一旦这项新技术大面积推广以后，农民就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情形。到了八九十年代，又开始强调所谓的产业结构调整，推广一些附加价值较高的农产品品种。然而与技术推广的情形相同，通常是那些率先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农民可以增收，但在很多农户都去进行这种生产结构调整以后，增产不增收的情形又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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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北青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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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增产不增收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产品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收入弹性低，二是价格弹性低。也就是说，当收入增加时，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不多；但当供给增加时，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很多。上面提到的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进步，还是产业结构调整，也许都能有效地提高整个社会的农业产量，但是总产量增加越多，价格下降也就越快，两相抵消，农民整体的收入还是没有得到改善，所谓“谷贱伤农”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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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村劳动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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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弹性低和收入弹性低，那么在农产品这两个特性的约束条件之下，要想增加农民收入，唯一长期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农民数量，让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是简单的逻辑推导结果，下面就通过具体分析来证明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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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民数量减少的直接结果就是转移掉的农民会立即从农产品的供给者变为需求者，农产品供给减少，但是市场需求提高，价格就会跟着上涨，留守农业的农民就能从价格上涨中获得收入增加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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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农民转移到城市以后，土地还留在农村，所以没有转移的农民就可以在农村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单个农场的生产和市场供应量，从而进一步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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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人口总量和收入水平增加的情况下，对农产品的需求会继续增加。农村劳动力外流和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以后，为了增加总产量以满足需求，农民对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就会增加，由此所带来的增产可以避免在农村劳动力不减少的情况下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困境。因此新技术的使用既可使土地增产也可使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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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农民工在城市里开拓了视野，接触到新的知识与技术，就有可能把一些有用的信息与外部资源带回农村，促进家乡的农业发展。甘肃定西原来是一个很穷的农村，只是气候非常适宜种植马铃薯。有在外面作包工工程的定西农民看到城市里的人非常喜欢吃马铃薯，就回到家乡搞起了马铃薯销售，渐渐将定西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马铃薯生产基地。后来有兰州大学生物系学生来到定西农业局工作，使用生物技术培育出含有不同蛋白质和糖分比例的优质马铃薯，因此有很多对马铃薯营养成分有特定要求的食品企业如麦当劳、肯德基等都大量从定西订购马铃薯，使定西最终发展成为著名的马铃薯之乡。定西的成功发展经验正是得益于那些走出去的农民得到的企业家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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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目前是全国三大马铃薯主产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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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经验来看，我们知道美国的农民收入与城市人口收入差距不大，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农民数量的减少。1870年美国的劳动力中有51%是农民，现在只剩下2%。绝大多数的农民都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中去，余下的农民才有办法增产又增收。同样，日本1870年时有70%的劳动力都是农民，到1950年时这个比重还有48%，到1980年时农村劳动力为10.5%，到了2000年就只剩下3.9%。正是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日本的农民才有办法保证人均收入与城市的大致相等。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有相似的经验。1978年到1984年农业出现所谓的“超常规增长”，主要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但是到了1985年以后，“超常规增长”的动力已经不再发生作用，1985年以后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发展。所谓“离土不离乡”就是指农民虽然还留在农村，但是主要的生产活动已经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中去，因此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依然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