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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第七讲 城市改革及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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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讲中我们了解到，中国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市场化改革主要是针对这种制度安排的改革，包括企业的微观激励机制改革、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这些制度改革主要围绕着城市工业而展开，改革的难点也突出表现在城市改革上。这一讲我们要着重分析城市改革问题，了解1978年前后城市改革的不同方式及其影响，进而分析城市改革的难点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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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一、城市工业部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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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工业部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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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工业部门中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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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不平衡 工业部门呈现出结构性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经济中存在着很多短缺。一方面是本来就短缺的东西更容易短缺，另一方面是在某些物资短缺的状况下还存在着很多产品过剩。用过去常讲的说法就是：长线的东西永远是长线，短线的东西永远是短线。长线以产品来说就是指产品过剩，而且是一直处于过剩的状态；短线则是指产品短缺，而且永远处于短缺状态。对于日常生活来说，长线的产品有重工业部门的产品，尤其是重工业部门中的最终产品，当然重工业部门产品也有短缺的情况存在（比如能源、原材料）。短线产品则主要为日用等轻工业部门的产品。在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状况下，资源的配置便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衡，经济效率也就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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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问题 过去资源全部由国家通过计划部门来调配。比如说，东北有鞍钢，华中有武钢，东北地区有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华中地区也有。东北地区用的钢铁应由鞍钢来供应，华中地区用的钢铁应由武钢来供应。但在1978年以前，武钢的钢铁经常被调配到东北，而鞍钢的却被调到华中。这样不仅增加了交通运输的费用，而且也导致了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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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激励 原来的国有企业中，“大锅饭、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激励机制非常不明显，工人工作的积极性普遍很低，由此导致企业的效率也非常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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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前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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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在计划体制一形成时便存在，1978年以前，国家针对上述问题采取了相应的一些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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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结构问题一般依靠中央调整。这种由中央调整农轻重比例的方式，通常效率不高，只有当某个部门的产品（比如说农产品）出现极度短缺，以至于造成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时候，中央才会调拨更多的资金到该部门。然而，只要该部门的生产发展稍微好转，原来体制作用的惯性就会出现，投资就会继续被转移到重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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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改变条块管理，通过权力下放缓解协调问题。按条管理的含义是指对各种不同产品的生产，由国务院的相应部门，从上一直向下，涵盖了中间的整个环节，直到最终的工厂，都是由国家部门来管，形成一个条状的管理体系。按条管理容易出现不好协调的问题。比如说钢铁部，钢铁的调配都应考虑到地域的问题，但钢铁部却往往不管这些，只管钢铁的生产。钢铁的使用由国家计委的一个处统一来管，这样就很难实现低运输费用的调配安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按条管理的方式就改变为按块管理的方式，把权力从中央下放到省这一级，由各个省来管理自己的生产与调配。比如说，辽宁的鞍钢和钢铁企业都由辽宁的地方部门来管，鞍钢的钢铁就会被调配到辽宁的企业，这样就可以解决协调问题。但是，在旧的体制下，把按条管理转变成按块管理、把资源配置的权力由中央部委下放到地方以后，就会出现“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情形。这种情形产生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在原来的价格体系下，投资的成本变得非常低，如果把经济的决策权下放给省，各个省都想发展经济，都想优先发展重工业，大家都会抢着去投资，于是就会出现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各地的投资都被拉动以后，全国的投资总量就会增长得非常快。但是，钢铁、矿产、能源、交通运输这些投入要素从供给方面来讲，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增加的。因为这些产品的供给受到生产能力的限制，而生产能力的扩张是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完成的，可能至少需要几年。因此，当全国各地投资增长都非常快的时候，主要的矿产资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马上就会出现供不应求，于是各地就会纷纷抢占资源，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再把各省的经济决策权重新上收到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但是权力收上去之后又会出现协调失灵以及各地发展积极性不高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会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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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过政治动员提高激励。在“大锅饭、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下，工人拿的工资都一样，所以积极性不高。为了解决激励问题，政府就号召大家学雷锋。每个单位评选出一些模范工人，给这些人很高的社会和政治荣誉，以此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但是，这种政治动员的方式有其局限性。在一个单位里面，尽管当标兵会有社会承认以及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政治方面的好处，可是这类荣誉和资格毕竟是有限的，不是每个人靠努力都争取得到，同时，如果每个人都被评为雷锋，当雷锋也就不再有激励作用。每个人确实都有精神方面的追求，但是这种精神奖励的方式是不能普遍化的，在调动工人工作积极性的作用上也就有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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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活动非常重视对儿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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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后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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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改革，当时中央讨论工业部门效率低的原因时，看到了协调问题、结构失衡和激励机制的问题，刚开始采取的解决方式跟过去相比差异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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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结构调整上仍然依靠中央的投资来调整农轻重的比例。1978年在农业上的投资占整个政府部门投资的比重是11%，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议把对农业的投资比重提高到18%。这种调整方式跟过去一样，效果也就没什么不同。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产量增加了很多，之后几年中央在农业上的投资并没有提高到18%，反而是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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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协调方面，下放权力给各个省，变条成块。各省分管以后，各个地方都抢着去投资，一时间经济发展快速，但紧接着就出现了物资短缺。在价格逐步放开的情况下，会导致比较高的通货膨胀。鉴于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的恶果，政府对通货膨胀比较敏感。当通货膨胀一出现时，中央就开始治理整顿，砍投资、砍项目。通货膨胀一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跟着放缓。而当经济增长放慢，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权力又会被下放以调动积极性。于是，从1978年到1996年，出现了三轮的“放权—通货膨胀—整顿混乱—经济发展缓慢—放权”这样的“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周期循环，和1978年以前的状况基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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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激励机制改革当中承认物质利益的作用。激励机制的改革是与过去改革的最大差异所在。小平同志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干得好的企业应该跟干得差的企业不一样，干得好的工人的物质利益、生活水平、工资水平也要跟干得差的工人不一样。改革重视起物质利益是由于在激励低下的状况下工人工作没有积极性。以前的工资标准取决于学历、工龄、性别、工种以及不同城市的物价水平，与工人的实际劳动努力程度不挂钩，不管工人努力工作还是散漫偷懒，工资都一样，这种情况下工人当然没有工作的积极性。要经济快速发展，就要承认物质利益对调动积极性的重要性。虽然整个改革与以前相比，差异主要只在这一点，但是就像庖丁解牛，虽然是很小的一刀，却砍中了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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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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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而承认了物质利益，使干得好的工人与干得差的工人的工资有差异，但是只有厂长、经理才有这方面的信息，中央并没有能力来了解每个企业里工人的工作情况。以前的厂长、经理在“人财物产供销”方面完全没有自主权，也就不可能根据每个工人实际的努力程度来决定工资。因此，要承认物质利益，前提就是必须让厂长、经理拥有一部分的自主权，可以分享企业所创造的利润的一部分或减少损失的一部分，把这一部分拿来让厂长、经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支配。这也就是微观层面放权的道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当中，由于政府要支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因而必须扭曲价格，取消市场竞争，以行政方式配给。这种情况下不能给厂长、经理任何自主权，否则就会被他们用来侵占通过价格体系从农村和其他部门转移到这个企业的利润。承认物质利益意味着在传统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中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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