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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改革就是从企业微观治理开始，然后推向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机制，从单轨的价格和配置机制转变成双轨、最终趋向市场单轨的这样一个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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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二、微观经营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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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1978年年末以后的改革是从微观经营机制入手的，试图通过建立劳动激励机制，诱发出劳动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目的。改革经历了从放权让利到明晰产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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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润留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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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利润留成制度，就是把一部分的权力和一部分的利润分放给国有企业。这一制度于1978年开始在四川的4000个企业当中试行。具体的方法是，对于盈利企业，把增加的利润中的12%留给企业。留给企业的这一部分利润有三种用途：（1）奖励基金，给工作积极的工人多发奖励；（2）福利基金，盖宿舍、医院、幼儿园以增加福利；（3）发展基金，拿来投资，扩大再生产。同样，对于原来亏损的企业，就把减亏的部分留12%给企业。这项改革在试点的时候效果非常好，效益好的企业利润增加越多，留下的就越多。这样效益好的企业跟效益差的企业之间就有了差异。同时，在这种激励下，国家拿到的是大头，是增利或减亏的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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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这种制度从1979年开始推广到全国以后，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从微观来看，企业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投入产出的效率也提高了，但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企业交给国家的利税却减少了。国家应该得到效益提高的88%，但实际上国家却并没有拿到那么多，有时反而比原来更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监督的问题，过去不给厂长、经理自主权就是因为很难监督他们。一方面企业可以谎报经营情况，比如说一个企业效益提高了100%，正常情况下企业自己可以留下当中的12%，但是如果它谎报效益只提高了50%，那它就可以留下应得的6%和瞒报那50%的全部，比原来多出很多。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在账目上作假，比如说企业可以把钱拿来做其他事情（如修宿舍），但是却把这部分支出计入生产成本，而账目是很难去对证的。虽然国家计委会派督导去监督企业，但是由于督导可能会被贿赂，这样做其实并没有多大效果。因此，实行利润留成后，在国家和企业的博弈中，国家的收益没得到这项改革所应有的“企业拿小头、国家拿大头”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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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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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利润留成所出现的问题和农村推行承包制所取得的成果，国家从1985年开始在国企推行承包制。每个企业由厂长经理来负责承包，同时规定：第一，企业每年应向国家上交固定的承包费；第二，如果企业收益高于承包费，高出部分由国家按照各个企业的不同情况依照一定的比例分配，有的是大部分都交给国家，有的则是更多的留给企业。在承包制下，国家的利益似乎会得到保障，因为国家可以每年收取固定的承包费，多出部分的一部分再由企业和政府分成。实际的情形和利润留成一样，在试点的时候效果非常好，但在全国推广以后，国家的利益同样得不到保障。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在承包制下，企业每年都要上交固定的承包费，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这笔承包费的实际购买力就会降低。1986年以前，中国没有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但在1988年和1989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突然增加到18.5%和17.8%，国家拿到的承包费名义上没变，但真实购买力却下降了。第二，承包合同具有不对称性。如果企业经营得好，就按照承包合同上缴利润；如果企业经营亏损，国家对厂长、经理难以有什么惩罚。这种“包盈不包亏”的做法诱使有些厂长、经理通过各种看似合法的手段来谋取私利。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如一个厂长、经理私底下或让他的亲友建立一个企业，然后，故意高价从那个企业购买原材料或低价把产品卖给那个企业，这样就会把企业创造的利润部分甚至全部转移到那家企业而成为他自己的，可是国家却很难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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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晰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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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讨论中，针对上述“利润留成”和“承包制”推广以后国家的利益每每受损的问题，大家普遍认为是所有者缺位，产权界定不清，没有人关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结果。国家把属于全国人民的企业交给厂长经理来经营，国家代表全国人民作为所有者，厂长经理是代理人，但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在企业里并没有其利益的代表者。当时理论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明晰产权，使所有者归位，根据企业的规模有两种解决方式。对于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私有化；对于大型企业，则引进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里成立董事会代表所有者，成立监事会来监督董事会的决策和厂长经理的运营。其中，有一些企业实行股份制，将一部分股票上市，并规定股票购买者必须是自然人。当时的观点认为，自然人既然拿自己的钱来买股票，必然会关心股票的保值、增值，就会监督厂长、经理的行为，他们的监督会改善企业的治理。如果这些散户的股票能够增值，国家作为大股东的股票也会跟着增值，所以国家可以搭散户的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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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结果同样是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国家作为所有者的利益在分配上并未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且，在明晰产权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到目前为止，对大企业进行了这么多改革，虽然员工的积极性与过去相比确实是提高了，但是，除了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之外，在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普遍还难以盈利。关于如何才能根本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将在下讲进行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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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1872）实行的“官督商办”也是一种产权不明晰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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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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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对于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总的来说在试点的时候有效但推广后就无效，虽然改革使激励提高了，效率提高了，但利润却在下降，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收益得不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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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中，“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力不敢下放给企业就是因为国家不直接参与经营，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国家作为所有者很难监督企业的行为。试点的时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那时有国家各有关部门以及新闻界、舆论界等各方关注，在聚光灯的照射下，企业很难做出侵犯国家利益的行为。但到了推广以后，全国有几十万家国有企业，注意力就被分散了。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作为代理人的经营者多拿、多吃、多占国家利益的风险就大大上升了，国家利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也就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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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三、资源配置机制和价格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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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轨的出现与双轨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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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来“三位一体”的体制下企业的自主权放开以后，必然会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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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角度来看，改革前，各种物质根据计划分配，在分权让利的改革后，企业留下新增利润的12%，为了让留下的利润能够变成真正的收益，就必须允许企业和工人在计划外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物品。同样，从供给角度来看，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以后，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多于国家的计划，也必须让企业能在计划外出售以实现其价值，企业才会有动力去生产更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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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管是从需求还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讲，都出现了计划外由市场决定的配置和价格，因此便形成了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以及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