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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170448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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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二、比较优势：在一次分配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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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现在既然要强调民生、强调和谐，那么中国就要更加注重二次分配的公平问题，政府就要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初次分配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寄希望于二次分配，我个人认为，这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因此我的主要观点是，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而把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解决初次分配可能会遗留的一点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反对二次分配。当前的分配制度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也就是说初次分配可以不照顾公平，然后由二次分配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既不能实现效率，也无法达到公平。但是如果要在一次分配中就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会不会又像我们所讲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成为无法实现的空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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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分配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至少应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经济增长要快，整体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这一点非常重要。经过32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在201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4428美元左右，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只有美国的5%，因此要继续注重效率，加快经济增长。至于第二层含义，何谓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是指在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富人，这样才有望达到公平。而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使得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改善，兼顾科学发展观中提到的“五个统筹”，关键就在于我一再强调的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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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总的来讲还是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按照这个比较优势来发展，首先，就会形成很多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当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从而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众所周知，穷人和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穷人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多少可以获得收入的资产，而富人的收入增加主要靠资本，用资本雇用别人去赚钱。如果中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创造出很多的就业机会，就可以让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收入的穷人得以充分就业，从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次，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中国就能提高竞争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从而获得最大的利润和剩余，资本就会快速积累，而劳动力的增加受人口增长的限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就会不断改变，从劳动力较多、资本较少，逐渐变为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这个转变过程也体现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如果出现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的局面，要素的稀缺程度反映在价格上，就是工资不断上升，资本回报不断下降，也就意味着穷人拥有的资产不断升值，而富人拥有的资产不断贬值，在此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不断得到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地区之所以被称为“东亚奇迹”，就是因为它们一方面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不断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这是有实证经验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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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提出过一个“小步快跑”的概念，就是指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的每一步都非常小，但是非常快，那么在少则二三十年，多则一两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就能够赶上发达国家。然而，多数人只看到了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高，发展中国家产业技术水平低，产业技术水平又确实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力和收入水平，于是就有人希望一步登天，尽快发展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和技术行业，从而迅速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这实际上是一种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 strategy）。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国情，如果落后国家采用赶超战略大规模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就没有竞争力，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发展效率也会非常低下，而且还会导致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资本过度密集，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只拥有劳动力的低收入者不能正式进入就业市场，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失业和隐性失业迅速增加，并且，由于就业岗位竞争激烈，已就业的人的工资也会受到抑制。更为严重的是，这个问题还会不断恶化下去，因为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要想生存只能靠国家的保护和补贴。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进行投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政府，但是在市场经济国家，就只有靠富人去投资，那么补贴的钱从哪来？只能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政府税收补贴政策等）来自于那些没有对这个产业进行投资的穷人。只拥有劳动力的穷人不仅工资受到抑制，而且有限的工资还要用来补贴富人，收入差距就会加大，财富分配不公现象凸显。在没有实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农村的失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是无法进入正式的就业市场，就逐渐在城市里形成了贫民窟。当然，落后国家也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几个高端产业、大集团、大品牌，但是这些产业的利润也基本上要靠保护和补贴来维持，这是一种财富转移，并不是企业真正创造的剩余。绝大多数有就业能力的人本来可以去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是由于缺乏资金，他们无法形成生产能力，也无法多创造剩余。因此整个社会的剩余数量都非常少，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也非常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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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开始的时候，在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下，依靠投资在一定时期内拉动经济快速增长；随着剩余的减少，投资的乏力，经济增长减速，就开始寻找国外资金，再维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最后，等到外债到期需要偿还的时候才发现建立的产业没有竞争力，无法创造利润来还债，于是就演变成了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还可能出现我们经常批判的所谓“坏的市场经济”，意指在赶超战略下发展的产业需要政府的保护和补贴，而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对于那些能够投资于这类产业的人来说，相对于提高经营效率，他们寻求更多政府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这样就会产生很多的寻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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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实行的是“二次进口替代”策略，发展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实质就是一种赶超。结果导致创造就业不足，财富分配不公，城市里出现大量贫民窟。在大量失业存在和社会矛盾上升的情况下，他们普遍走向了所谓的民主政治，政府为了收买选票，提出了非常诱人的社会福利政策主张，结果形成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交替出现。这就是拉丁美洲现在所处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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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陷阱”是以错误的发展战略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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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分配制度是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但是我们并不是在没有政府保护和补贴的条件下以市场竞争能力来定义效率。在政府保护和补贴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企业可以有相当高的利润，但利润实际上是由保护和补贴形成的，是一种财富转移，这必然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在大量社会问题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如果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的困境。因此，我不太赞成“一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的提法，我认为应该在一次分配上同时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二次分配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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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比较优势是经济学家的语言，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发展哪些产业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呢？要素禀赋结构在不断升级和变化，劳动力密集和资本密集都是相对的概念，而且各个地区的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沿海的上海、广州、深圳，内地的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以及西部的新疆、宁夏、甘肃，情况都不一样。如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呢？从企业家角度来看，他们并不关心比较优势，而是关心利润，利润决定于产品的价格和要素的价格。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并非指定了哪个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哪个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而是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价格体系。这个价格体系能够充分、灵活地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如果某种要素相对丰富，它的价格就会相对较低；如果某种要素相对稀缺，它的价格就会相对较高。如果某种要素的积累速度快于其他要素，从相对稀缺转为相对丰富，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从相对较高变成相对较低。如果有这样一个价格体系在发挥作用，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为了追求利润而降低成本，就会充分利用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因此，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资本会快速积累，逐渐从相对稀缺变成相对丰富，然后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升级，从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升级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分配也会逐渐向劳动力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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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正是因为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中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维持长达三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完全违反了比较优势，建立了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人为地压低各种要素的价格，然后通过行政手段把短缺的资本配置到优先发展的产业。1978年以后，中国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对于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和补贴，放开了过去那些被限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不但维持了稳定，还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本的快速积累，出口产品的资本含量和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升，这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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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渐进式改革也遗留了一些问题。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政府对资源配置还有一些干预，这是过去为了保护和补贴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遗留下来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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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融结构的扭曲。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以财政代替金融，没有银行、股票市场。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发展和健全金融体系，但当时金融的主要目的是为大企业服务，尤其是1983年拨款改贷款以后，企业不能从国家财政直接拿到拨款，而改由银行通过低价资金进行补贴。为了满足大企业的需要，政府继续压低利率，同时建立大型国有银行来补贴这些大型国有企业。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从过去延续下来的，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四大国有银行拥有的人民币资金占整个金融体系拥有资金总量的70%，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大企业。另外，股票市场也开始发展，当然，能进入股票市场的也是大企业。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在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之下，得不到金融服务，发展受到限制，减少了就业机会，使得工资增长存在困难。金融结构的扭曲具体带来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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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制造业、服务业，大量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最明显的结果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虽然近年来政府一再强调要多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到2011年第三产业占整个GDP的比重只有42.6%，虽然这一比重近年已有所提高，但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2）绝大多数农户得不到金融支持。农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要发展现代农业就要有资金支持，建一个塑料大棚要一两万块，盖一个现代化的鸡圈也要十几万块，农民自己没有这么多钱，从银行也借不到钱。因此，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得不到资金的支持，同时资金还存在着大量过剩，资金配置效率十分低下。（3）就业机会相对不足。城市里有大量的失业、待业人群，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也无法转移出来，这是导致城市里面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4）发展的产业资金过度密集。能够借到钱的一定是大企业，不管是过去的国有企业，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涌现出的一大批民营大企业，而且资金的价格要远远低于目前的发展程度所应有的水平，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企业自然会愿意把资金投入到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去，这也是造成某些产业资金过度密集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有能力借钱的人还能得到实际的利息补贴，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就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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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资源价格继续扭曲。在计划经济时代，资金、资源的价格被人为压低，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不断地对这种价格扭曲进行调整，但是有些调整完成了，有些调整还有待进行。90年代初的时候，为了保护和补贴国有矿产企业，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加在一起只占资源价格的1.8%，而且还是从量计征，这样就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90年代资源价格开始放开，目前煤炭、石油、铜矿、铁矿的价格都已和国际接轨，要比90年代的价格高出很多，由于资源价格大幅上涨，目前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占资源价格的比例可能连0.5%都不到。第二，原来的矿产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从80年代中期开始，民营和外资企业被允许进入这一行业，在较低的资源税费和较高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也就是说谁能进入这些自然资源行业，取得开矿权，谁就能变成巨富。我曾经做过实地考察，一个价值几十亿、上百亿的矿，取得开采权的价格只有几千万，之后的收费连价格的1%都不到，所以每年收入近亿元是很正常的。这样的暴利不但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因为开采权的归属由地方政府决定，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多人就会有寻租的动机。尤其是如果一些不够资格的人靠寻租取得了开矿权，还会大大增加矿难事故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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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难事故多发生在安全设施不完善、技术水平与人员素质水平比较低下的个体小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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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政性的垄断。拥有行政性垄断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如电力、通信等，但是垄断收益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在企业内部分配。这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又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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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扭曲的存在，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次分配就很难解决公平的问题，又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动力通过二次分配来进一步解决，这是改革不完善造成的，是因为过去赶超战略遗留下来的制度扭曲尚未被消除。如果中国能够深化改革，消除这些扭曲，使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国民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有劳动能力的人可以充分就业，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有望实现一次分配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的又好又快发展。到那时，国家的任务就只是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丧失就业能力的人群和鳏寡孤独等的救助问题，这样的问题比较单纯，也比较容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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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三、出路：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