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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也是在放弃一些不合实际的、暗含的基本假设而不断发展深化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框架，在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即已粗具雏形。在马歇尔的理论体系里，除了本文所提出的、到现在还为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外，还假设了信息是充分、对称的和交易费用不存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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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是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和预测将发生的经济现象的工具。按照弗里德曼（1953）的观点，一个理论是否可以被接受不在于假设是否和实际条件一致，而在于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马歇尔的理论体系在解释和预测众多经济现象上非常有力，例如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人们购买该种商品的数量通常会下降。但是，这些暗含假设也限制了马歇尔体系对某些现象的解释力。例如，在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下，每种商品在竞争的市场中就只会有一个价格，因此，就不该出现所谓的“货比三家不吃亏”的现象。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乔治·斯蒂格勒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了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价值，信息的获取有成本，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变量，这也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新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罗夫和迈克尔·斯宾塞则进一步提出，不仅信息是不完备的，而且信息的分布在生产者、消费者、所有者、委托代理者之间是不对称的，所以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必须有各种制度安排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经济才能有效运行。另外，根据马歇尔的体系，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按此难以解释为何存在非市场配置的企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的贡献则在于放弃了马歇尔体系中市场交易没有交易成本的暗含假设，开启了现代经济学对契约、产权和非市场制度的研究，形成了交易费用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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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生能力引入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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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助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样的新景象。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当我们察觉到这个问题时，就应该及时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改正地图。企业不具自生能力的情况在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在分析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以及制定解决问题的有关政策时，应该放弃现有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把许多企业可能不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也就不会无条件按“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和改革政策，明白成功的转型和改革还有赖于创造条件使绝大多数的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为有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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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必须重新定位。传统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把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最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采用同样先进水平的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但是，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顾自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试图去建立、采用、生产和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其发展目标的载体——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因此，为了这个发展目标，政府就必须靠扭曲价格信号，干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接踵而至，结果是好心干坏事，经济发展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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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生能力的概念出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须提升其产业、产品、技术水平。在每个国家的土地（自然资源）禀赋是给定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指的是每个劳动者所能支配的资本量的增加，资本来自于剩余的积累，要最快地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就必须在每一个时点创造最大的剩余，并将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来作为积累。一个国家如果能在每一个时点上按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整个经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会最大，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会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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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关心的是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成本，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本身，只有产品的价格反映国际市场的价格，投入要素的价格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企业才会自动地按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产品和技术。因此，以最大程度加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为发展政策为具体目标时，维持经济的开放和市场的充分竞争就成为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同时，由于企业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需要充分掌握合适的新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信息的收集和加工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而一旦各项工作完成，信息分享的成本就会接近于零。所以，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企业。此外，经济中的技术和产业升级还常常要求不同企业和部门能够协同配合。例如，新的产业和技术对人力资本或技巧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同于老的产业和技术，一个企业也许不能将这些新的条件的供给完全内部化，需要依赖来自外部的帮助。除了人力资本以外，这种升级也可能需要有新的金融制度、贸易安排、市场营销渠道等。因此，政府可以使用产业政策来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的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并为其创造必要的法律、监管体系等。最后，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本质上是有风险的。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可能过于冒进或保守，第一个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不管成功或失败都会为其他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外部性。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向首先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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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利用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政策，可以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跟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低成本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快经济发展，而实现在收入、产业和技术水平上向发达国家的收敛。需要注意的是，在以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为目标的发展政策和以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为直接目标的发展政策下都可能有产业政策，但前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而后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前者所需要的补贴是少量的，是有一定期限的，而后者则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连续的政策优惠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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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计划经济体系的形成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传统计划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就会由隐性变为显性，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解决情况如何成了决定转型能否平稳和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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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既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那么，以“休克疗法”的方式试图一步跳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鸿沟，必然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失业实际上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实行了“休克疗法”以后，政府仍然会继续补贴那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结果造成有休克而无疗法的尴尬局面。像我国这样以渐进的方式实行双轨制，一方面放开政府对资源的严格控制，允许新的企业进入到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创造新的资源增量，为传统部门的改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部门的企业必要的保护和扶持，使其不会马上面临关门、破产的危险，然后创造条件解决传统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这种方式有可能既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又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使转型有可能在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的方式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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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转型中国家，当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得到解决以后，企业能否盈利的问题，就转变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里讨论的公司治理、市场竞争的问题了。国家对企业的盈亏不再负有责任，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残余下来的保护补贴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能够彻底得到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就能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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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完成有赖于政府放弃赶超战略而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否则，政府不但难以放弃现有的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还有可能再创造出更多不符合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这样政府就难以从扭曲、干预市场的“拔苗助长型政府”转变为克服信息不对称、协调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的“因势利导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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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四、发掘理论创新金矿，推动学科全面发展，致力民族大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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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本书的内容，我们主要探讨了中国在近代由盛转衰的原因，以及此后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复兴民族大业所作的努力、所遭遇的挫折和取得的成就，并分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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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有赖于技术的不断发明和相应制度的一再创新。在前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是以工人和农民的经验为主。由于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在技术发明创新上具有优势，再加上当时中国有相对先进的市场制度和有利于维持国家大一统的儒家哲学和科举制度，因此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市场规模大，分工相对细化，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较高，从而成为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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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在15世纪时发生了以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为支撑的科学革命，并由此引发了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技术发明的主要机制转变为以科学为引导的实验，于是西方国家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许多亚非拉国家和地区最终在冲突中不敌而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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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举取士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由此形成的激励机制不利于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等“奇技淫巧”的学习，因此，中国也就无法自发地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从而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内，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迅速由领先变为落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又屡遭西方列强的欺凌，民族面临生死危亡的挑战。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民族兴旺为己任，救亡图强成为几代中华志士不舍的追求与奋斗目标。当时北京大学的师生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高举启蒙的大旗，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哲学、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和思想，发起新文化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然而，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在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保持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才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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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各殖民地纷纷摆脱了列强的统治赢取了独立。这些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同中国一样，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根据当时主流的理论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然而经过了一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却普遍遭遇到各种困难，经济、社会危机频繁发生，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只有东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实现了发展中国家共同追求的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政策，却被当时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是错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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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改革之初的中国。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以渐进式的双轨制方式进行，当时许多政策一出台即遭到国际学界的普遍批评，但是中国经济却在一片非议声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让世人为之惊叹的成就。而恰好相反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与东欧国家根据当时国际普遍接受的理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休克疗法，结果经济却出现了崩溃和长期停滞。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国际发展机构的指导下，按当时流行的理论和共识进行各种改革，改革后三十多年过去了，虽经多方努力却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还要低，原有的经济、社会危机也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见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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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经验说明了目前国际上尚缺乏可以指导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有效推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和转型，使国家既快又好地实现现代化的成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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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者提出的理论通常来自于对其所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问题的思考。以经济学理论为例，自从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以来，当前国际上通行的经济学理论主要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以解释、解决发达国家的现象和问题为目的。但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同于发展中国家，能够解释、解决发达国家问题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解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且，由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条件和出现的问题不断变化，其社会科学理论也在不断地创新。因此，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理论为目的的运动和其他各种努力，难免遇到不知引进何种理论和引进理论可能出现“淮南为桔，淮北为枳”现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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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理论本质上是一些简单的因果关系逻辑体系。社会科学理论是否适用于某个国家取决于其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否和该国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一致。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找出关键的条件变量从而建立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体系，通常只有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对这个社会的历史文化有深刻了解的社会科学学者才能做到。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必须摆脱一味去“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积极研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百多年来的现代化探索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本质、面临的限制和机遇的新的思想体系、理论观点。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以其科研成果引领社会思潮，以其教学活动培育一批又一批了解中国国情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解决之道的高素质人才，掌握未来发展中出现的机会，克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民族大业的复兴，并使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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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和转型中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与其他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在本质上较为接近，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把握中国发展的机遇，推动中国较好、较快地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对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来说，在解决它们的问题、把握它们的发展机遇上必然要比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理论更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目前，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观点、思想体系的创新，也将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转型、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这些理论观点的创新者和新的思想体系的提出者同时也将成为引领国际学术思潮的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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