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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举取士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由此形成的激励机制不利于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等“奇技淫巧”的学习，因此，中国也就无法自发地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从而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内，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迅速由领先变为落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又屡遭西方列强的欺凌，民族面临生死危亡的挑战。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民族兴旺为己任，救亡图强成为几代中华志士不舍的追求与奋斗目标。当时北京大学的师生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高举启蒙的大旗，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哲学、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和思想，发起新文化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然而，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在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保持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才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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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各殖民地纷纷摆脱了列强的统治赢取了独立。这些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同中国一样，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根据当时主流的理论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然而经过了一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却普遍遭遇到各种困难，经济、社会危机频繁发生，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只有东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实现了发展中国家共同追求的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政策，却被当时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是错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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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改革之初的中国。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以渐进式的双轨制方式进行，当时许多政策一出台即遭到国际学界的普遍批评，但是中国经济却在一片非议声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让世人为之惊叹的成就。而恰好相反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与东欧国家根据当时国际普遍接受的理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休克疗法，结果经济却出现了崩溃和长期停滞。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国际发展机构的指导下，按当时流行的理论和共识进行各种改革，改革后三十多年过去了，虽经多方努力却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还要低，原有的经济、社会危机也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见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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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经验说明了目前国际上尚缺乏可以指导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有效推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和转型，使国家既快又好地实现现代化的成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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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者提出的理论通常来自于对其所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问题的思考。以经济学理论为例，自从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以来，当前国际上通行的经济学理论主要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以解释、解决发达国家的现象和问题为目的。但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同于发展中国家，能够解释、解决发达国家问题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解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且，由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条件和出现的问题不断变化，其社会科学理论也在不断地创新。因此，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理论为目的的运动和其他各种努力，难免遇到不知引进何种理论和引进理论可能出现“淮南为桔，淮北为枳”现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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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理论本质上是一些简单的因果关系逻辑体系。社会科学理论是否适用于某个国家取决于其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否和该国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一致。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找出关键的条件变量从而建立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体系，通常只有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对这个社会的历史文化有深刻了解的社会科学学者才能做到。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必须摆脱一味去“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积极研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百多年来的现代化探索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本质、面临的限制和机遇的新的思想体系、理论观点。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以其科研成果引领社会思潮，以其教学活动培育一批又一批了解中国国情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解决之道的高素质人才，掌握未来发展中出现的机会，克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民族大业的复兴，并使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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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和转型中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与其他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在本质上较为接近，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把握中国发展的机遇，推动中国较好、较快地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对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来说，在解决它们的问题、把握它们的发展机遇上必然要比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理论更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目前，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观点、思想体系的创新，也将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转型、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这些理论观点的创新者和新的思想体系的提出者同时也将成为引领国际学术思潮的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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