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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5]在英语中是“institution”，它有众多不同的定义，其中比较适用于这里的一个是：“制度是一套由人制定出来的、用以规范人们互动行为的规则。”制度是由人们在共识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用以规范人的行为的。它如同设计一副框架把自己禁锢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达到规范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的目的，从而使社会更好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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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的市场制度有着多种内涵，包括交易的地点和时间等。在原始社会只要把东西摆在路边就可以进行交易，交易者拿走路边的物品，并留下自己的等价物品。但是，在现代社会如果随便拿走路边的物品，即使留下费用，也会被人认为是小偷，因为大家现在所共同接受的交易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社会如果需要进行商品交易，就会去固定的百货市场和超市，因为现代的市场制度中规定了明确的交易地点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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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的出现除了为满足当时市场交易日渐频繁的需要，也与北宋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与鼎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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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市场制度还需要规定交换的原则。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交换必须经由双方同意。如果有一方不同意，交换就不能够发生。另一个原则是等价交换。经由双方同意之后，交易产品的价值还应该相当。此外，市场制度还规定了交换的中介。例如在原始社会中是以物易物，后来就逐渐开始使用贝壳作为交换媒介，再后来慢慢地变为以贵金属为交换媒介，现在则是以纸币和信用卡为交换媒介。所有的交换中介都包含在市场制度当中，这些制度都是为规范交易双方的互动行为而产生和存在的。交易的行为、地点和原则都被社会所共同认定，并且都包含在交易的制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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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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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一般可分成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正式的制度，另一种是非正式的制度。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的差别在于，正式的制度通常经过政府或者权威机构制定公布，例如法律和大学制度等。非正式的制度是由社会成员自发产生，并为大家共同遵守，没有经过政府的认定。常见的非正式制度有乡规民俗、家庭责任、婚姻道德等，这些在正式的法律中都没有正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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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分类方法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类方法，就是分为单一的制度安排和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两类。单一的制度安排一般也称之为制度，但有的时候制度是指整个社会的各种单一制度安排的总和，即制度结构。典型的单一制度安排是婚姻制度。婚姻制度有多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所不同。例如，历史上有“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和“一夫一妻”等各种婚姻制度，它们是在逐渐变革的。单一的制度安排规范人在某一个方面的行为，规定出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范围、权利与义务的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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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结构是社会中各种单一制度安排的总和。例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奴隶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都是宏观的制度结构，其中每一个都包含着众多单一的制度安排。谈到制度变迁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是单一的制度安排的变化，还是整个制度结构的变化。只有众多单一制度安排都发生变化，整个制度结构才会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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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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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要互相交往，利益就会产生冲突。如果每个人都一味地追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而罔顾对他人的影响，那最终的结果就只有可能是鱼死网破。如果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在认识“星期五”之前就不需要与别人交往，既不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不用去规范别人的行为，因此制度安排也就不必要。制度是由人们制定出来、用以规范其自身行为的一套准则，这套准则虽然束缚着个人，但也能给个人带来巨大的收益。人们互相交往，形成一个群体在一起生活可以给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带来诸多好处，其中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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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原因中重要的有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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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一生当中生产与消费的时间不一致。人要到十几岁以后才能够参加劳动，一直到六十岁左右，当中有四十多年的工作时间。在十几岁成年以前和六十多岁退休以后，还有几十年的时间需要消费，但却不参加工作，所以能够赚钱的时间与生活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在这种状况之下，就必须有制度安排，使得人在不生产的时候也能够消费，只有这样人才能够活下去，社会才能够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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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仅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每个人的生产和消费的时间不一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例如，当一个青壮劳动力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制度安排，使得青壮劳动力因为意外事故丧失掉劳动能力的那段时间也能够维持基本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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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规模经济。人与人在一起劳动的时候，经常会出现“1加1大于2”的情况，这就是规模经济的结果。例如在原始部落，生产活动主要是狩猎，但是一个人只有一个大脑和两只手，反应速度以及体力都远不及野兽。即使原始人会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武器作为身体的延伸，狩猎的难度依然大得超乎想象。一个人打猎困难，一群人就容易得多，因为相互的配合产生了规模经济。所以单纯从生产角度，人与人也需要生活在一起来提高共同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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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人与人共同劳动形成专业分工。同样是在狩猎这一项生产活动中，有的人变成武士，有的人变成工匠，有的人上场司职打猎，有的人在后方专门制造武器。进行了分工以后，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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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一群人在一起生活与一个人独自生活相比，不仅能够提高生产和消费的总量和效用，而且能够提高消费的人均量和效用。作为一个理性人，必然会追求更高的消费水平和效用。这就是为什么原始人选择群居、现代人选择社会作为栖息之地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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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生活在一起固然可以得到规模经济、克服风险等好处，但是人与人交往多了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是协调的问题。“日中为市”就是一个协调的例子，它规定了交易的时间与地点。其次是需要防止“搭便车”。与“1加1大于2”的规模经济效应相反，利用群体生活而偷懒、“搭便车”会使群体工作的效率低于个人努力相加之和。例如，在原始社会中，个人离开部落就无法生存。因为狩猎是非常危险和不确定的生产活动，所以在原始社会中，并不是整个部落的人一起狩猎，而是分成几组人分别去打猎，这样可以起到减少获猎不确定性的作用。在狩猎的过程中，有的组有收获，有的组却两手空空，打到猎物的一组就会与其他没有收获的人共同分享猎物。因为在当时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很难预测何时能再捕到猎物，加上食物难以保存，与其自己吃不完让剩下的食物很快腐烂，还不如分给别人吃，这样当下次自己没有收获时还可以分享别人的劳动果实。但也会有一些人在打猎的时候偷懒，想在回去后不劳而获，这就是“搭便车”的行为。为了防止这种行为的发生，在原始社会中，会出现一些迷信思想，例如认为如果部落成员打猎偷懒就会触犯神灵等。虽然人们看不到神灵，但是神灵可以看到每个人并处罚他们的过失。通过以禁忌和鬼神为形式的制裁，能够降低“搭便车”的个人进行投机取巧的动机，所以在这里迷信起到了制裁“搭便车”行为的作用。此外，原始人还会报复违背交易规则的人，例如前面提到的“千里追杀”，形式虽然危险，但却能有效地制约别人把自己的东西拿走而不留下等价物品这一行径，做到以儆效尤。因此报复行为也是一种减少“搭便车”的制度安排，它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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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规模经济、专业分工等好处决定了人们在一起生活是必要的，它有助于克服生产消费时间不对称、风险等方面的个人问题，然而群体生活所产生的协调问题与“搭便车”现象又有待于解决，这就需要有制度来制约这些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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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度安排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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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经济学中，减少“搭便车”行为和降低交易成本的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安排就是意识形态（ideology）。意识形态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字典里给出的意识形态定义是：一套反映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阶级或一种文化的社会需要与意愿的思想总和。另外一种定义是：意识形态是关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其他制度基础的一系列主义或信仰。既然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其他制度的一个基础，那它当然也同样可以被看做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认为意识形态非常重要。根据他的研究[6]，意识形态有几个特性：首先，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它描绘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其次，意识形态是一种非常强的价值判断，告诉人好与坏的区别，而这种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节约的工具。通常每个人都想当好人做好事，意识形态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好人好事和理想社会。再次，意识形态虽然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但是当价值判断与经验长期不一致的时候，意识形态会发生改变。例如学生在学校中会学会一套行为规范，但有时候学生在毕业后还将学校的行为规范应用在社会当中就会四处碰壁，久而久之，这些人的意识形态就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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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通常认为意识形态不能通过理性来解释。例如，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观，为社会主义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被认为是好的行为。有些共产党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生命，但是奉献出生命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类似的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行为。例如，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在民主制度中，选举是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在民主制度中，需要民众投票来选举国家领导人。某些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认为投票是非理性的行为，例如美国的总统选举，通常会有1.3亿人投票，两大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数都在6500万左右。每个公民的投票只是6500万分之一，对选举的结果几乎没有影响，而参加投票却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理性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用，但是参加选举的边际效用近似于零，边际成本却不小，难以从理论上进行解释。所以有众多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认为选举是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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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期间排队等待投票的选民（中国新闻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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