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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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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要互相交往，利益就会产生冲突。如果每个人都一味地追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而罔顾对他人的影响，那最终的结果就只有可能是鱼死网破。如果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在认识“星期五”之前就不需要与别人交往，既不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不用去规范别人的行为，因此制度安排也就不必要。制度是由人们制定出来、用以规范其自身行为的一套准则，这套准则虽然束缚着个人，但也能给个人带来巨大的收益。人们互相交往，形成一个群体在一起生活可以给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带来诸多好处，其中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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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原因中重要的有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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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一生当中生产与消费的时间不一致。人要到十几岁以后才能够参加劳动，一直到六十岁左右，当中有四十多年的工作时间。在十几岁成年以前和六十多岁退休以后，还有几十年的时间需要消费，但却不参加工作，所以能够赚钱的时间与生活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在这种状况之下，就必须有制度安排，使得人在不生产的时候也能够消费，只有这样人才能够活下去，社会才能够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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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仅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每个人的生产和消费的时间不一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例如，当一个青壮劳动力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制度安排，使得青壮劳动力因为意外事故丧失掉劳动能力的那段时间也能够维持基本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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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规模经济。人与人在一起劳动的时候，经常会出现“1加1大于2”的情况，这就是规模经济的结果。例如在原始部落，生产活动主要是狩猎，但是一个人只有一个大脑和两只手，反应速度以及体力都远不及野兽。即使原始人会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武器作为身体的延伸，狩猎的难度依然大得超乎想象。一个人打猎困难，一群人就容易得多，因为相互的配合产生了规模经济。所以单纯从生产角度，人与人也需要生活在一起来提高共同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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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人与人共同劳动形成专业分工。同样是在狩猎这一项生产活动中，有的人变成武士，有的人变成工匠，有的人上场司职打猎，有的人在后方专门制造武器。进行了分工以后，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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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一群人在一起生活与一个人独自生活相比，不仅能够提高生产和消费的总量和效用，而且能够提高消费的人均量和效用。作为一个理性人，必然会追求更高的消费水平和效用。这就是为什么原始人选择群居、现代人选择社会作为栖息之地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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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生活在一起固然可以得到规模经济、克服风险等好处，但是人与人交往多了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是协调的问题。“日中为市”就是一个协调的例子，它规定了交易的时间与地点。其次是需要防止“搭便车”。与“1加1大于2”的规模经济效应相反，利用群体生活而偷懒、“搭便车”会使群体工作的效率低于个人努力相加之和。例如，在原始社会中，个人离开部落就无法生存。因为狩猎是非常危险和不确定的生产活动，所以在原始社会中，并不是整个部落的人一起狩猎，而是分成几组人分别去打猎，这样可以起到减少获猎不确定性的作用。在狩猎的过程中，有的组有收获，有的组却两手空空，打到猎物的一组就会与其他没有收获的人共同分享猎物。因为在当时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很难预测何时能再捕到猎物，加上食物难以保存，与其自己吃不完让剩下的食物很快腐烂，还不如分给别人吃，这样当下次自己没有收获时还可以分享别人的劳动果实。但也会有一些人在打猎的时候偷懒，想在回去后不劳而获，这就是“搭便车”的行为。为了防止这种行为的发生，在原始社会中，会出现一些迷信思想，例如认为如果部落成员打猎偷懒就会触犯神灵等。虽然人们看不到神灵，但是神灵可以看到每个人并处罚他们的过失。通过以禁忌和鬼神为形式的制裁，能够降低“搭便车”的个人进行投机取巧的动机，所以在这里迷信起到了制裁“搭便车”行为的作用。此外，原始人还会报复违背交易规则的人，例如前面提到的“千里追杀”，形式虽然危险，但却能有效地制约别人把自己的东西拿走而不留下等价物品这一行径，做到以儆效尤。因此报复行为也是一种减少“搭便车”的制度安排，它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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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规模经济、专业分工等好处决定了人们在一起生活是必要的，它有助于克服生产消费时间不对称、风险等方面的个人问题，然而群体生活所产生的协调问题与“搭便车”现象又有待于解决，这就需要有制度来制约这些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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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度安排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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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经济学中，减少“搭便车”行为和降低交易成本的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安排就是意识形态（ideology）。意识形态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字典里给出的意识形态定义是：一套反映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阶级或一种文化的社会需要与意愿的思想总和。另外一种定义是：意识形态是关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其他制度基础的一系列主义或信仰。既然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其他制度的一个基础，那它当然也同样可以被看做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认为意识形态非常重要。根据他的研究[6]，意识形态有几个特性：首先，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它描绘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其次，意识形态是一种非常强的价值判断，告诉人好与坏的区别，而这种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节约的工具。通常每个人都想当好人做好事，意识形态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好人好事和理想社会。再次，意识形态虽然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但是当价值判断与经验长期不一致的时候，意识形态会发生改变。例如学生在学校中会学会一套行为规范，但有时候学生在毕业后还将学校的行为规范应用在社会当中就会四处碰壁，久而久之，这些人的意识形态就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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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通常认为意识形态不能通过理性来解释。例如，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观，为社会主义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被认为是好的行为。有些共产党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生命，但是奉献出生命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类似的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行为。例如，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在民主制度中，选举是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在民主制度中，需要民众投票来选举国家领导人。某些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认为投票是非理性的行为，例如美国的总统选举，通常会有1.3亿人投票，两大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数都在6500万左右。每个公民的投票只是6500万分之一，对选举的结果几乎没有影响，而参加投票却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理性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用，但是参加选举的边际效用近似于零，边际成本却不小，难以从理论上进行解释。所以有众多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认为选举是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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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期间排队等待投票的选民（中国新闻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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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采用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解释[7]，选举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为一般人都有成为好人的愿望，做好人就需要干好事。意识形态给定了好事的标准，在民主国家中，参加投票选举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属于应做的好事。一般人如果做了好事，心情就会变得舒畅；相反如果做了坏事，心里就会觉得内疚。做好事会得到来自内心的无形收益，所以参加选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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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意识形态可以解释为一种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有点像听古典音乐，有些人非常喜欢古典音乐，因为他们熟悉这种音乐，已经培养出了一种欣赏古典音乐的素质，内心能与音乐产生共鸣。欣赏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只有欣赏古典音乐的能力足够强的人才会喜欢去听，享受去听的这样一个过程。理性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听音乐能够增加效用，所以听音乐是理性的行为。而随着听古典音乐的时间越来越长，对古典音乐的欣赏能力也会逐渐加强，欣赏的乐趣也会不断加深。音乐的欣赏能力需要培养，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如果相信民主制度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并接受这种意识形态，那么对意识形态越虔诚，投票后内心得到的满足感就会越大，不去投票时内心受到的惩罚就会越大。意识形态并非与生俱来的，它需要花时间去学习、了解和接受。意识形态是一种投资，当意识形态被接受以后，就会保持相对的稳定，具有类似于资本的特性。资本的特性就是相对稳定。例如，一个人投资建一个工厂，一旦建成后可以带来多期的生产，这就是资本的相对稳定性。教育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因为接受教育的效益具有长期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意识形态教育的效益也具有长期性。意识形态的教育越强，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就会越高。有时候并不一定要有外在的奖励才能诱导出某些行为，依靠内心的自我奖励就可以决定是否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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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意识形态解释为人力资本的理论，可以用几种方式来进行检验。例如，可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年轻人比较容易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上了年纪的人不容易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其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年纪大的人往往已经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如果要改变原有的意识形态，就需要把旧的意识形态替换掉。只有当积累的许多经验与当前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才会有动力把旧有的意识形态替换掉。第二，建立新的意识形态需要进行学习和了解，这也可以算作一种投资。如果预期生命比较短，那么享用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这一投资回报的时间就比较短。对年轻人而言，旧的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较小，而且年轻人的预期寿命还很长，新意识形态的回报就会比较高，所以年轻人比较容易替换掉旧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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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非常重要，它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制度基础。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功能是证明现有政治体制的合理性。在所有的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抑或是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中的国家，当权者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和力量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因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关系到民众对统治者合法性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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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教育的极端例子是所谓“奴化教育”，目的是侵略者为了消除民众仇恨，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其侵略统治的合法性（图为日伪政府在对“满洲国民”进行“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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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中还有其他的制度安排，虽然没有上升为意识形态，但是与意识形态非常接近，例如道德、价值观念等，它们在规范和协调人的行为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意识形态中有很多的道德与价值观念，有些与意识形态无关，例如博爱、互助、同情弱者等。这些道德和价值观念同样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例如在路上看到一个可怜的乞丐，就会不自觉地把钱掏出来给他，虽然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并没有得到任何物质回报，却因帮助了别人而得到内心的满足。所以，道德与价值观念有着与意识形态类似的性质，它们也是通过教育获得的，也可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解释。在任何社会中都需要强化道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和谐的、充满人情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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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优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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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发挥技术潜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当经济持续发展，制度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这自然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什么是最优的制度安排，以及什么是最优的制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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