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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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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第一讲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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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现代社会的一千多年中，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直到19世纪，中国仍雄踞世界经济版图。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中国在1820年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见图1.1）。但是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快速崛起，发展一日千里，而中国则一落千丈。脆弱的经济使得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不断遭到挫败，从而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向二十多个国家出让了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权，关税收入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并且向英国、日本和俄罗斯割让了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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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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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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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像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分子一样，抛头颅、洒热血，致力于使自己的祖国重获尊严、恢复强盛。但是成果不彰，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直线下滑，缩减到了只剩5%，并在这样的低点上一直徘徊到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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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自此之后，中国经济的表现堪称奇迹：在其后的32年中，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9%，对外贸易的年增长率达到16.3%。1979年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只有210美元，是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人均GDP为4428美元，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上海则自2005年以来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以货吨计算）。如果能继续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中国在2030年甚至更早就将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世界银行，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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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海取代新加坡成为全球最大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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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本讲将集中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为全书后面的部分回答以下五个问题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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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文明鼎盛，而在现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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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绩效很差，而在改革之后却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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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很好，但却出现了经济周期波动、金融体系脆弱、国有企业改革困难、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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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迈进21世纪的今天，中国经济应进行哪几个方面的改革才可取得持续、快速、健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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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真实的，人民币汇率的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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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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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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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场奇迹似的变革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改革经济结构，开放对外经贸，参与全球化。一个经济的开放程度通常由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即“对外贸易依存度”来衡量。中国大陆在1978年的对外贸易总值是206亿美元，比中国台湾少12%，其中进口占GDP的4.8%，出口占4.7%，总共占9.5%。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那时学界普遍接受发展经济学中的“自然增长率”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虽然曾有二十多年超过7%的增长，但是这些经验因属于特例而被称为“东亚奇迹”。1978年年底的中国拥有10亿的庞大人口数量，其中80%是农民，文盲众多。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要在20年内维持7.2%的年均增长率，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于是“翻两番”的目标在那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动员的口号而非切实的目标。然而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太过保守了。正如上文所说的，在1979—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9%，比7.2%高出2.7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虽然不大，但是从总量上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20.5倍，比按“翻两番”的速度7.2%计算的9.2倍高出一倍还多。而且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增长率也达到了16.3%，比GDP的增长还高出6.4个百分点。到2010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29727亿美元，在32年间完成了144倍的飞跃式增长。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超额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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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完成了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学习和在耶鲁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回到北大，当时国内正在推行以“大进大出”、“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的方式参加“国际大循环”的战略。[1]我参加的第一个政策讨论是：如果我国参加国际大循环，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可能达到的比重将有多高？一般而言，小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比重可以比较高，比如“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它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可以超过100%，而大经济体的进出口在它的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较小。根据世界银行每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依存度在1984年达到了23%（世界银行，1986）。如果中国努力一点，有望做到更好，所以我提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可能达到25%，这个数字在当时同样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他们普遍认为我在美国受外国理论的影响，不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国情：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1978年时贸易依存度只有9.5%，到1984年才达到16%，而当时美国的进出口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2%，日本也只有23.9%（世界银行，1986），所以即使推行这个新战略也不可能达到25%的贸易依存度。现在回头再看，当时我的预测与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预测一样过于保守，因为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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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力拓展对外贸易，中国还不懈于积极引进外资，2008年在国内的外资已达到6920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吸引国。伴随着中国经济连续不断的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3万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能起到的影响添加了重量级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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