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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汽车的流水线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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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流程创新，技术变迁或创新[6]都主要有自主研发（R&D）和从国外引进两种机制。技术创新的英文是“innovation”，是指在下一次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效率比现在高，不一定要求使用最新的技术。但是，不同的国家在技术变迁的方式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像美国、日本、德国等这些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均收入世界最高，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沿，要想取得技术创新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发。而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在多数产业中都可以通过向行业内比自己领先的国家进行技术引进、模仿和购买专利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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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比较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的优劣，不同行业、不同分工的人往往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科研人员作为技术研发的主体，往往更加关心研发的具体成果以及研发过程中的经验积累等研发内容本身，较少关注研发之后的技术推广以及科研机构或企业的R&D部门对研发项目的资金投入。因此研发对于这些人来说总是收益为正，比起使他们的参与度大大降低的技术引进，这些人的意见多半会支持自主研发这一机制。如果是向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进行咨询，相反的，答案就很可能是支持引进技术。因为企业家考虑的是企业的成本和效益。首先，新技术的自主研发投入非常大，例如IBM和Intel每年在R&D上的投入多达数十亿美元。其次，自主研发成功率非常低，因为前沿技术的研究风险非常大，99%以上的研究都以失败告终，即使是研发成功的产品，也不能确保一定会得到市场的接受。当然，成功的产品在专利保护期内可能拥有全世界的市场，回报率非常之高。但是我们往往只看到了这种高额的回报率，却忽视了这一件成功产品的背后那99次失败所导致的高额成本及巨大风险。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大多数人只看到了那位将军的功成名就，却没有看到成千上万死去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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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两种创新机制各有优劣，涉及具体情况还要视各国的国情而定。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引进技术优于自主研发，在可以引进技术的时候，还是引进较为有利。一般新技术的专利保护最多为20年，实际上因为当前技术变迁速度较快，有众多技术在十年以后引进就基本不需要任何花费了。如果引进的是比较新的技术，花费虽然会有，但是一些统计分析表明，引进所需的专利费大致也不会超过当初研究这项技术所花成本的30%。如前所述，若将失败的研究所消耗的成本也算进去，那很可能连发明这项技术总共花费成本的1%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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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术引进与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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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从而带来效率的提高，增加资本回报率，并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优势。从工业革命后的国际社会来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以来，世界各国第一次人均产出翻倍所花费的时间分别为英国58年（1780—1838），美国47年（1839—1886），日本34年（1885—1919），土耳其20年（1957—1977），巴西18年（1961—1979），韩国11年（1966—1977），中国10年（1977—1987）（世界银行，1991）。时间跨度按照经济开始快速增长的先后顺序依次递减。上文还说到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100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左右，20世纪以来为2%左右，而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可高达8%。这些国家和地区，首先是日本，后来是“亚洲四小龙”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本的崛起和“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二者被并称为“东亚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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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亚洲四小龙”与中国大陆的起点基本相同，但是“亚洲四小龙”到80年代已发展成为新兴的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一。这一奇迹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东亚经济体善于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亚洲四小龙”在50年代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业人口，但是依靠不断引进新技术，发展高附加价值的新兴部门，劳动力不断被重新配置到服务业等附加价值高的行业。这些行业的资本回报率大大提高，资本迅速积累，整个经济也如同“滚雪球”般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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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前后从经济发展的不同绩效来看，也能说明以引进技术为先决条件的后发优势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中国在1978年之前，提出过“七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口号，60年代试爆成功了原子弹，70年代发射人造卫星，在尖端科技领域取得相当大的突破，但是经济总体发展并不快。自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走上东亚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引进技术和引进外资参与“国际大循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加外汇储备。引进技术的成本低，技术变迁速度快，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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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的高速增长能否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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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连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维持9%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实现了32年的高速增长，那么这种增长有没有可能持续下去，再维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呢？我个人是对此持以肯定态度的。这一观点并非只是纯粹乐观的估计，而是基于后发优势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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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麦迪森的估计[7]，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21%。这一中美之间的收入差距表明中国与工业化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巨大。因而中国就能在弥补差距之前继续享受其后发优势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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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森的估计显示目前中国大陆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情况类似于1951年的日本、1975年的中国台湾，以及1977年的韩国。日本在1951—1971年间的GDP增长率为9.2%，中国台湾在1975—1995年间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为7.6%。中国大陆在1979年改革之后的发展战略类似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所以中国应有潜力再维持20年8%的增长。日本在1971年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65.6%，韩国在1997年是50.2%，中国台湾在1995年是54.2%。那么距今20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会达到美国的50%。到203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按照市场汇率来计算，中国经济也会达到与美国同等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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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四、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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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集中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并对未来做出了相关的预测，但是所有这些潜力能否最后被发挥出来仍取决于许多经济以外的种种因素。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不能不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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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不平等及城乡差距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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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区收入差距都在不断缩小。但从1985年以后两类收入差距又开始重新扩大。基尼系数（一种用来衡量收入平等的指标，数值为0表示绝对平等，数值为1表示绝对不平等）从1981年的0.31上升到2005年的0.42，接近于拉美国家的水平（世界银行，2010）。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过大的贫富差距会让低收入人群产生不平衡心理，加之当前我国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因而极易引发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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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源利用无效率及环境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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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5.5%，却消耗掉全世界9%的石油、23%的氧化铝、28%的钢材、38%的煤炭和48%的水泥。自然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中国目前的这种资源消耗水平和增长模式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乃至子孙后代。同时资源价格的不断攀升也使得过度利用资源的成本不断加大，有悖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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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济快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同样也不容忽视，近年来国内频发的矿难、水灾就多与环境的恶化有关。90年代中国发生了三次大的水灾，每一次都号称“百年不遇”，为何“百年不遇”的水灾在十年内发生了三次，值得人们去深思。自然灾害对经济的打击常常是致命的，保护环境，将灾难防患于未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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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部失衡及货币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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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以来，中国就一直保持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盈余”。在2005年以前经常账户盈余还相对较小，但是在2007年达到了7.6%。由于存在巨大的贸易盈余，中国迅速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90年代中国的外汇储备额只有111亿美元，仅能支持两个半月的进口，而如今已超过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林毅夫，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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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持续攀升的贸易盈余相伴而来的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不断增加。这一失衡现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受到了广泛关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弗雷德·伯格斯坦曾在2007年向美国国会发表证词说：“全球失衡很可能是当前对美国和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与稳定唯一最大的威胁。”当危机爆发时，有言论声称这一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是部分或者全部由中美之间的失衡引起的。有的经济学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导致了美国的巨大贸易赤字，并且随之出现的中国人大量购入美国国债的行为压低了美国的利率，从而催生了美国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上的泡沫，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还有一些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恢复平衡是保证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复苏的前提（戈德斯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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