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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特定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下显得优越的制度，在其他条件下可能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这也就是经济学里所说的制度障碍。当然，在信息手段非常有限、监测成本非常高的年代，科举制度本身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制度安排，它让那些有野心有抱负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官场。科举制度有一个考核的客观标准，因此相对来说是公平的，是客观的。它让那些有能力的人不断进入到官僚体系，维持官僚体系的活力。如果有能力的人不造反，那么国家就很安定，就能维持着大一统。这与过去中国的繁荣和中华文明的鼎盛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它的优越性只局限在技术创新都是依靠经验来发明的时候。到了需要科学实验发挥作用的时候，科举制度便开始妨碍新发明的产生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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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相关的命题，因为是韦伯提出的，所以叫韦伯疑问，与前面分析的李约瑟之谜有共通之处。按照韦伯的研究，中国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于是他就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萌芽，但是中国最终并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其实仔细思考以后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没有科学革命，没有科学革命也就不会出现工业革命。中国在8世纪到12世纪期间，技术变迁速度非常快，但之后技术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技术处于停滞状态的状况之下，资本就没有办法深化，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全面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含义是，资本不断深化，在此基础上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也不断深化。在中国传统的技术之下，资本能够雇用的工人非常少，没有办法进行现代的机械化大生产，也就不会出现与机械化大生产相伴随的资本主义。回答韦伯疑问，追根溯源还是在于中国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资本的不断深化，所以虽然中国的资本主义形态已经出现，但是只能停留在萌芽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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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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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讨论了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程度领先于西方，到了现代社会却远远落后于西方之原因，认为技术的不断创新、升级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在前现代社会技术的发明以农民、工匠的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农民、工匠多，所以，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变为以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为主，中国人多的优势消失。工业革命产生的前提是以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为主要特征的科学革命的发生和普及，中国由于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机制妨碍了中国人对数学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后天能力的学习，使得科学革命无法在中国产生，因此也就无法自发地从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向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方式进行转变。在西方完成了这个转变以后，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也就迅速地从领先变为落后。然而，中国人并非先天就不能进行科学与工业革命，在现代社会，中国人学习数学、可控制实验的激励已发生变化，中国人在将来一样能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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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以儒家哲学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培养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很大的挫折感。可以说，中国近代的政治和社会史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挫折感这两种心态相互交融所推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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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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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第12页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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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这本书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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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韦伯的主要观点体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这本书的中译本可参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英文版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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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个理论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这本书的中译本可参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英文版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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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本书的出处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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