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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第12页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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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这本书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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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韦伯的主要观点体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这本书的中译本可参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英文版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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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个理论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这本书的中译本可参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英文版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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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本书的出处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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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第三讲 近代的屈辱和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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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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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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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屈辱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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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7世纪末，中国还被认为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到19世纪的时候，中国已经沦为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根据研究，在两千多年以前公元元年前后，中国的经济绩效水平与古罗马帝国非常接近，在公元前500—1400年间还要高于欧洲水平。根据研究，欧洲开始赶上中国是在公元1400年以后。欧洲赶上中国的原因，开始并不是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而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由于从美洲新大陆带回了大量的黄金、白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所以欧洲人的生活水平才得以迅速提高。到了18世纪以后，欧洲的工业革命开始，技术变迁速度加快，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迅速落后了，而且这种落后还在不断加剧。根据麦迪森的研究，按照1990国际货币单位来衡量，182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523，当时美国的是1287，英国的是1756（世界最高），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40%，英国的30%。到了195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变为614，美国变成9573（世界最高），英国变成6847，中国是美国的1/15，英国的1/10，可见收入差距在扩大。随着收入差距与发达国家的拉大，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例如在清朝中期以前，中国还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周遭的国家都来中国朝贡，中国成为它们的宗主国。英国派使节到中国来，中国翻译英国为“猁”，意思是蛮夷之邦，不知礼节。然而在1840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发生不到一百年后，中国就在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中战败，接下来在一系列的战争中接连受到战败的屈辱，中英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每次战败的经历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次重创。接连战败不仅让中国失掉了可以让周遭国家纳供的国际地位，例如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和保护国，却让其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本身虽然没有变为殖民地，但实际上已具有了半殖民地的性质，与20多个国家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在很多城市划出租界。另外，中国还把土地割让给英国、日本和俄国等国家。丧权辱国的局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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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人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认为，中国从一个天朝上国在短时间内迅速衰弱下去，主要是因为清政府过于腐败。但这一说法与事实并不完全符合，因为清朝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让百姓民不聊生的昏君，民间的反清势力也主要是源于民族情绪而不是出于对皇帝个人的不满。尽管当时官僚体系的贪污腐化现象的确存在，但是贪污腐化的情形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不鲜见。因此，将中国一朝走向贫弱的过失完全推卸给清政府是不公平的。中国在近代之所以不断遭受外国欺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欧洲的工业革命迅速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拉大了。在欧洲借助于科学实验的方式加速进行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同时，中国却在科举考试和传统的教育制度之下不能形成自主的科学与工业革命，只能固守着旧有的技术与生产水平在原地踏步，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中国在真刀实枪的战场上的屡尝败绩，只是让这种差距以最残酷的方式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和科举制度的教育之下，形成了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处处以天下为己任。面对这种千年巨变，中国的知识分子油然生出一种让中华民族重新强盛起来的使命感。但在另一方面，面对着战争的屈辱和国势的日下，这些知识分子又有极大的挫折感。中国过去是非常强大的国家，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短短一百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被一些在过去称之为“蛮夷之邦”的国家打败，并任由它们欺凌，所以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来说，努力实现中国的复兴是鸦片战争之后的当务之急。理解这一努力是理解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历史的重要线索。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与一个新崛起的文明发生了冲突，而战争就是冲突的激化。正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1]一书中所表现的那样，在这种文明的冲突中，知识分子对于国外文明的反应和理解必然会涉及文明和文化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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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救国救亡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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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明和文化，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例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加上上层建筑就构成了一个文化体系。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问题上，我比较倾向于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定义，他把文化定义成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最低的层次是器物，包括能看到的各种有形物质，比如刀枪、车马、吃饭的筷子和刀叉等。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和组织，比如银行体系、教育体系、政治体系等都属于这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精神或伦理价值，也就是行为规范，即对好坏的判断。当然，这种分法与马克思的方法实际上并无矛盾。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指的就是器物层面，上层建筑其实是另外两个层次的相加，即同时包含了组织的层次和行为伦理规范的层次。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三因子论，三个因子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当一个文明与另外一个文明发生冲突的时候，社会上的普通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反应是如何理解清楚这种冲突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