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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也有三个特性。第一个特性是剩余少。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生产主要是在农村，大部分的人口是农民，生产活动集中在农业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很大部分是供给自己食用，再加上饲养家畜和留作种子，剩余很少。部分剩余可以卖到市场上转变为资金，但是由于社会剩余非常少，所以资金就非常少，资本的积累不足，从而导致资金的价格非常高。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普遍较高，很多发展中国家民间借贷的月利率可以高达2%到3%，这绝对不是高利贷。古代的高利贷指的是月利率在5%以上，甚至达到10%，所以2%到3%的利率仍属正常。第二个特性是可供出口的产品就非常少，而出口少又导致赚得的外汇非常少，所以外汇价格——汇率就会非常高。第三个特性是资金分散，难以动员集中。这些落后的农业国家不仅剩余很少，而且农业地区相当广阔，这必然造成较少的剩余分散在较为广阔的农村里，动员这些分散的资金进行投资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农民的收入很少，一般不会把钱存入银行。在农村地区，银行的数量很少，虽然把钱放在银行既安全又可以赚利息，但是农民一般却不愿意把钱存到银行。因为如果农民把百来块钱甚至几十块钱存入银行里，以后取钱还要步行几十里地走到县城的银行去。每天就为买酱油、买醋、买火柴的几分钱而走几十里路到县城，即使安全又有利息，显然交易费用也实在太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宁愿把钱放在家里的枕头下或缝进被子里。不仅中国的农民这样做，其他国家的农民也有类似的行为。我到国外讲学的时候，发现外国的农民会把钱放进袜子里随身携带。但是无论怎样，只要钱不存进银行，就会面临资金动员困难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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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重工业三个特性和落后的农业国家三个特性之间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就没有办法建立建设周期很长、需要依靠大量进口技术设备、一次性投资规模很大的重工业项目。如果正常状况下民间借贷的月利率是2.5%，那么年利率就是30%。如果一个建设项目十年才能完成，建成投产开始才有利润，按年利率30%的复利计算，那么十年以后项目建成之日需要还本付息之和就为原贷款的13.7倍，几乎全世界都难以找到如此高利润的项目。另外，要建设重工业就要有机器设备，当时国内没有重工业需要的机器设备，就要从国外进口。由于外汇非常短缺，外汇价格就非常高，与高额利率一样，高外汇价格也会导致重工业建设的成本偏高。而且重工业建设一次性的投资非常大，可能是动辄几亿、几十亿，但社会剩余主要是在农村，难以把这部分剩余集中起来，所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困难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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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1929年在斯大林领导下采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其目标与中国1949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政策目标一样，遇到的困难也一样，因此解决困难的办法也就一样。1929年以后，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是在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里短时间内建设起重工业体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中国在建国后的经济情况跟苏联比较类似，所以也提出类似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因此，毛泽东主席在革命战争时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是实事求是的行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照搬苏联经验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也是实事求是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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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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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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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本书的中译本可参考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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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个理论的两个代表性人物是Prebisch（1950）和Singer（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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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心—依赖理论是由政治学者提出的，他们不太了解经济的运行机制。在30年代，资源产品的价格下降速度非常快，而工业产品的价格下降幅度较小，其实是与这些产品的供给弹性有关。1929年以后发生经济大萧条，世界总的需求量不断萎缩。在需求萎缩的状况下，供给弹性越大，价格下降越少；供给弹性越小，价格下降越多。同样是需求减少，特性不同的产品价格反应就不一样，并不是剥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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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第四讲 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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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一个文明鼎盛的天朝大国日益衰落，沦为备受列强欺压的贫穷弱国。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满怀强国富民的理想和抱负，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探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新政权的领导人面临着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和管理体制进行经济建设，以迅速实现强国富民理想的问题。然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很低，为了能快速且一步到位地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强国、自立的目标，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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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主要分析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传统的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了解传统的制度安排背后隐藏的经济学逻辑。之后，我们要在此基础上探讨1959—1961年农业危机形成的原因，并对1978年前经济发展的绩效与影响进行简单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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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传统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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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位一体”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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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我对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经验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原因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1929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一样，都是以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实现富国强兵为目标，并且起步条件同为落后的农业国。因此在两国目标相同、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中国借鉴苏联在短时期内迅速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的经验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可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要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就不能依靠市场的力量。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重工业是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具有三个主要特征：（1）建设周期长；（2）关键技术、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自己无法生产；（3）每个项目一次性的投入非常大，动辄上百亿甚至上千亿。但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以农业为主，剩余资金非常少，这意味着：（1）资金积累少，资金的价格就会非常高；（2）可出口的产品少，外汇少，外汇价格高；（3）生产分散，要动员资金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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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三对特性的比较当中可以看出，重工业的特性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首先，一个建设周期长的项目根本就没有办法支付高额的利息。其次，要进口机器设备，但是外汇少、外汇价格高，进口机器设备的价格又非常昂贵。最后，在一个剩余非常少的农业经济中难以动员足够的资金来发展重工业。对于一个处于发展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它只要优先发展资本很密集的产业，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对银行进行干预，把银行利率压到远远低于市场利率的水平。同时，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所以政府必须直接干预汇率，人为地高估本币价值，压低外汇价值，这样，进口机器设备就会变得便宜，有利于解决外汇短缺、外汇昂贵的问题。关于资金动员问题，一个简便的解决办法是维持已建成企业的高利润作为下期的投入。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高建成企业的利润。首先，给予企业垄断地位，这样可以让企业为产品制定垄断价格，获得较高的收益。其次，压低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包括资金、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工人工资等。如果工人的工资被压低，为了使工人生存下去，就必须压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包括粮食、服装、住房、交通等一系列与生活有关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同时看到压低利率、高估本国汇率、压低原材料价格、压低工资、压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的内在逻辑。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要追求资金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那么至少也必须压低利率和低估外汇价值。对于后面其他几项措施的执行，需要视这个国家的行政干预力量有多强而定，比如拉美国家就普遍采取把原材料价格压低的做法，只是在程度上可能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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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一套扭曲的价格体系安排称为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它通过扭曲的价格信号影响到每个企业。但是，价格信号被扭曲以后，市场均衡就会被打破。资金的价格被压低，重工业使用资金就相对便宜，轻工业、农业使用资金也变得便宜，对资金的总体需求就会加大；同时由于利率过低，结果会导致储蓄减少，资金的供给也会下降，总体上就会出现短期内资本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外汇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高估本币的价值，低估外币的价值，进口机器设备变得便宜，进口其他产品也同样便宜，所以会出现过量进口而外汇不足；同时，赚取外汇要依靠出口，在本币的价格被人为提高后，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导致出口减少，赚取的外汇也会减少。总体来看，就会导致外汇需求远远大于外汇供给，造成外汇短缺。同样的道理，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扭曲也会导致市场的供需不等。匈牙利有一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叫科尔奈，他把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称为短缺经济[2]。科尔奈认为短缺是由社会主义的特性决定的，但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是扭曲价格的特性所决定的。压低某种要素的价格，对这种要素的需求就会大于供给，需求增加而供给减少，就会形成短缺，短缺是人为压低价格所造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这些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配给制度。为了抑制物价，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被压得非常低，这时供给就小于需求。为了让每一个人有最起码的生活保障，即使是首相也必须每个月按照国家的计划配给进行消费，所以这种短缺显然与社会主义的特性无关。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国家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取代，市场竞争也就自然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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