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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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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如果“囚徒困境”的游戏只玩一次，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就会存有矛盾，矛盾无法化解是因为这两人都没有办法对对方施加可信的威胁。如果这是一次性的合作，以后就洗手不干，那他就一定会选择个人的理性，即选择认罪，因为这是一次性的交易，另外一人没有办法再对其施加威胁。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见，一般来说，路边小贩的东西最好不要买，因为那是一次性的交易；但如果是有固定场所的商店，一般就不必太担心，因为它还要长期经营下去，就要保证信誉。这种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多有印证，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就引发于这样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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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农业生产中也存在着一些规模经济，表现在各个方面。第一，在抢收抢种的时候，时间非常重要，而多人合作往往比一个人单干效率更高，另外耕牛是比较贵重的劳动工具，如果可以几户合起来共用一头，就能节约很大的一部分投入，这是生产上的规模经济。第二，在安全方面，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生病的时候，如果在有人生病的时候多努力一点，帮生病的人渡过难关，一旦轮到自己生病就会得到别人的帮忙。所以总的来说，农业生产存在着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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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投入比较难以监督，因为农业生产不像在工厂中生产，所有人都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劳动，每个人的分工和总的工序控制都比较严格。在农业生产中，工序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比如，锄草时稻子与草看起来差不多，需要很仔细地判断。再如，雨前施肥与雨后施肥的效果完全不同，要等雨下完了再施肥。因此，按劳分配，就必须按照劳动的质量来分配，但这一点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操作，例如无法判断一个人在锄草时有没有把稻子一起拔掉。虽然理想状态下应该做到按劳分配，但是实际上很难真正地把抽象的劳动效果严格地转化为数字的工分。在这种状况之下，只能按照每个人工作了几天来粗略计算，最终的结果也基本就等于是平均分配。正如上面讲到过的，即使是规模相对较小的生产队，如果一队有20户大概50个人，个人增加的劳动投入等到平均分配下来，所得到的也不过是增加收益的1/50，积极性也不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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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不论在风险的承担上，还是在生产的组织上，都具有规模经济。但这种规模经济实现的一个难题就是农业生产的监督困难，因此要让一个农业合作社能够维持下去，就需要每个人进行自我监督。然而总是有一些人，对休闲的偏好比别人高一点，努力也就比别人少一点，这时如果没有办法对这些人进行惩罚，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不努力干活。这时，差别就出现了。在农业合作社中，自愿的原则是非常关键的。1956年人大会议通过了组织章程，农民所提供的土地、农具全部归公，但是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在这种政策的前提下，当合作社里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努力干活时，生产率就会下降，平均收益水平就会低于单干时的水平，这时那些愿意努力干活的人发现留在合作社里越来越不划算，就会想要退出合作社。这种退社的自由一方面对努力干活的人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权利，另一方面对偷懒的人来讲也是一种实质的威胁。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努力干活而造成人员不断退社，最终导致合作社的解散，不好好干的人也必须回去单干，这样就永远得不到规模经济的好处，一时的偷懒导致规模经济的永远损失实在是得不偿失，如果能让不努力干活的人预见到这一点，就能有效地防止这些人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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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看到合作社非常成功，生产力在不断发展，就规定农民不许退社，强制农民留在公社里不准单干。1956年人大章程规定的“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到了1958年的人民公社组织章程就不见了，至少在中国的农业文件中，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都不准包产到户，即不准单干。所以，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博弈的过程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所有人退出公社的自由都被剥夺了以后，合作社的解散或能干的人退出就已经不再是一种威胁，那么不愿意努力的人就会继续偷懒，而且对努力干的人来说因为退社已经不成其选择，所以也就会不再努力干活。这是因为在这场没有人退出的一次性博弈当中，对每个人来说不努力干才是理性的选择。因此当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努力干活时，生产力水平就会变得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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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国家的合作化运动，都是由政府鼓励，社员可以选择参加或不参加，中南美洲和非洲的国家通常就是如此。但是，合作社发展到最后，退出的自由通常都被剥夺了。苏联也是一样，以前是农民单干，1929年开始土地变成集体的、国有的，农民突然间被剥夺了自由权。农民领固定的工资，但工资与他的劳动情况不挂钩，没有人监督，所以就没有人愿意努力干活。合作化运动的普遍的规律就是，在开始的一段时间，生产率都会得到提高，但提高都是发生在退社自由的时候。当存在退社自由的时候，集体的生产至少与单干时一样，产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但有些国家，比如1958年的中国和1929年的苏联，突然剥夺了农民的退出自由，农业产量突然间就会减少。苏联与中国的情形非常相似，农业生产出现大的滑坡，导致了500多万人死亡，苏联的人口大约为中国的1/5，所以，饥荒的程度也与中国差不多。剥夺退社自由造成普遍的劳动力投入下降，当下降的水平多到可以抵消掉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好处的时候，生产力自然就会下降，这个过程的形成是极为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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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农民参加合作社的退出权被剥夺，相应的激励机制就会降低，在这种强制性的农业合作社里，集体的生产力水平就要低于单干的水平之和。从经验实证的角度来讲，对这一假说的证明其实是相当不利的。因为1962年以后农业大量引进新的科技（包括粮种、化肥、农业机械），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可能会冲销掉以上的激励因素所造成的产量减少，也就无法从现实当中检验这一假说提出的有关退社自由的原因对连年减产所造成的影响。但实际情况是即使在1962年大量引进现代科技以后，生产力水平还是比1952年的水平低20%左右。也就是说，在这一不利的事实面前，假说还是照样成立的。其他的假说虽然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却无法解释为什么1958年开始的生产力水平下降直到1984年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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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个竞争性假说认为，统购统销造成了地区性的粮食自给自足，偏离了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生产力水平因此下降。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恢复了地方性市场以后，各个地方重新按照比较优势组织生产，从而使得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但是，如果说从1953年推行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各个地方都必须达到粮食自给自足，生产力水平因此降低，那就很难解释1953—1958年的生产率水平提高，统购统销与地区性的粮食自给自足并不是到了1958—1959年才发生的，突然间的生产力水平下滑无法用这个假说进行解释。此外，地区性的比较优势不一样，在粮食自给自足的前提下，省长抓米袋子，提高了自己地区对粮食生产的科技投入和基础设施等，地区性的比较优势的差异就会减小。各地在实行粮食自给自足时，缺粮省对粮食科技的投入会比较大，生产力水平提高就会比余粮省更明显，从而使地区的比较优势弱化。最后从统计数据上，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生产，确实会导致产量的损失和生产力的损失，但损失的幅度应少于3%，而实际上的损失是在20%左右。违背比较优势所造成的损失只能解释15%，另外的85%还是不能解释。另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人的积极性，在一个经济体系里，生产的快速变化一般都与人的积极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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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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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三、1978年前经济发展的绩效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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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整个过程从1953年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对于1953年以后经济体系的评价，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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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剩余的动员，是否达到了最大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计划经济体系还是相当有效率的，“一五”（1953—1957）期间的积累率达到了24.2%，在“二五”（1958—1962）期间积累率达到了30.8%。具体如表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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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1952—1978年间各时期的资本积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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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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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是投资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1%，而我国在1978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远高于11%，可见这一时期在剩余动员上是非常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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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资金是否按照政府的意愿投资于重工业，是否提高了工业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表4.2和表4.3分别给出了1952—1978年间各时期投资结构的变化和各产业部门占国民收入份额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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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1952—1978年间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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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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