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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也很大，城市翻了一番，农村只提高了57%。城市消费提高是因为就业增加。50年代男主外、女主内，到了六七十年代，男女各顶半边天，原因是工作岗位增加了。因此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因为工资水平提高，而是由于劳动人数的增加。农村的劳动人口虽然也在增加，但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所以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把目标定位为发射人造卫星或是发展重工业，那么传统体制就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目标定位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传统体制的表现就很难让人满意，尤其是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比较时。最开始，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等，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到了70年代末，当“亚洲四小龙”迅速腾飞跻身发达经济行列的时候，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在越拉越远。希望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这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愿望，也是一个合理的愿望。但是，最后发现所有实行计划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成功，而且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推行计划经济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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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实现赶超的用意是好的，但是实践的效果却并不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真正缩小同发达国家差距的只有东亚的几个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50年代的时候与中国大陆处于同一水平，但是到了80年代他们都变成新兴工业化经济。1995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英国，接近美国的水平；中国香港地区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但也超过了英国；日本从购买力来看稍微低于美国，但是在绝对数量上超过美国很多，真正实现了所谓的“超英赶美”。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发展中国家超英赶美的愿望，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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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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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科尔内，《短缺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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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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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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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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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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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7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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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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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J.Y.，“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6），1228—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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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此更深层次的论述可参见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的专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年版和1999年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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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参考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中译本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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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这三种解释的论述可参见我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Lin，1990），与这三种解释相关的参考文献在此就不再列出，有兴趣者可参考我的论文（Lin，1990）所列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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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出的增长率和投入要素的增长率加权平均之间的差。如果各种投入要素增长率为10%，总产出的增长率为12%、10%、8%，则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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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这个假说可参见我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Li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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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第五讲 “东亚奇迹”与可供替代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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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目的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可以和发达国家竞争的资本比较密集、技术密集的先进产业，从而使中国迅速成为强大的国家。中国在60年代试爆原子弹，70年代人造卫星上天，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直接目的而言，应该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最初的目标。但是，为此也付出了不少代价，最为严重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到了70年代末期，新中国成立30年以后，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温饱线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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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这样的赶超战略，而且一些战后独立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印度、埃及、印度尼西亚以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在40年代到60年代推行了与中国非常接近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这些国家的经济也同中国一样，并不成功。在最初推行这种战略之后，会有一段由于投资拉动而导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逐渐放慢，同时有各种危机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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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期望赶上发达国家是一种自然的、正当的想法，但几乎所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最终都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真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赶上发达国家的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几个东亚经济体，被称为“东亚奇迹”。日本在1987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在1996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香港地区的人均收入在90年代初大约达到了美国的80%—90%，台湾地区在9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将近50%，韩国达到将近40%。这些东亚经济体的成功经验是否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替代路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东亚经济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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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们将首先分析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提出要素禀赋结构与自生能力的理论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比较优势战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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