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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优产业结构与政策性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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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自生能力的概念作为基础，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最优产业结构”的概念：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特性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产业结构；如果违背了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就背离了最优产业结构。背离最优产业结构要付出代价，即效率一定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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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产业结构的概念看似无关紧要，但它在经济学中其实有非常多的可以延伸的地方。例如，现在的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理论中还没有所谓最优产业结构的概念，因为没有自生能力的概念，就不会衍生出最优产业结构的概念。第二个可以延伸的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还是把发展的目标定义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提升，因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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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生能力的概念，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最优水平实际上内生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想改变一个内生现象，必须由改变造成这个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入手。既然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和产品结构内生决定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那么要想真正提高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必须从改变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入手，也就是改变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丰裕程度，提高每个劳动者平均占有的资本。如果从这个角度入手，那么资本就会变得越来越便宜，而劳动力会变得越来越贵。企业面对竞争的市场，想要提高竞争力，就必须主动地改变要素的投入结构，使用更多的资本去替代劳动，资本的密集度就会上升，技术密集度也会随之上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逐渐提高，工资水平和收入水平也就会相应上涨。这个过程是企业根据正常的市场价格信号自发进行的，不需要政府过多干预。反之，如果不去改变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而是实行赶超战略，通过政府干预直接去提升它的产业和技术结构，那就必然背离了它们的最优结构水平，从而使企业变得缺乏自生能力，经济发展效率低下，付出高昂的代价。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的差距是在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不同，却没有看到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同实际上是由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所引起的，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应该从怎样提升它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落实到怎样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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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目前为止，尽管哈佛、MIT等世界一流大学有一批经济学家都在研究发展经济学，而且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但大部分研究还集中在讨论怎样提高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的问题上。在传统的发展战略中，一个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超从表面上看来技术确实会有所进步，生产的产品也变得资本比较密集，但结果却使得这个国家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如果不靠国家的保护和扶持就无法生存。如果国家要这些企业存在，企业就得承担所谓的“政策性负担”，也就是国家发展政策给企业带来的负担。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应该集中在I产业或J产业（见图5.3），但是国家却强制性地要求它们去K产业进行生产。只要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就必然会亏损。因为这种亏损是由国家造成的，所以国家就要对企业负责，给予企业以政策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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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支持有几种不同的方式。首先，国家可以给企业直接的财政补贴，也可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只要国家支持优先发展的产业数量非常少，一定的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都是可行的。但如果发展中国家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数量特别多，比如在计划经济年代有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一直到第八机械工业部，每个机械工业部下面又都管理着很多的重工业部门，那么依靠国家的财政补贴就很难办到。直接的财政补贴在一些发达国家可能会有很好的效果，比如日本生产大米实际上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但是要保证粮食安全，就要对其进行大量的直接补贴，美国、欧洲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但问题是，在发达国家，农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不到5%，也就是说它们补贴得起。而发展中国家要发展重工业，部门太大，直接补贴需要政府向其他部门征收大量的明税，因此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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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一个替代方式是筑起高高的贸易壁垒，禁止发达国家同类产品进入，或是征收高额关税，使要扶持的企业在国内产品市场上拥有垄断地位，或减少竞争，从而将产品卖出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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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家还可以扭曲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包括降低银行利率、高估汇率，甚至压低原材料价格、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国家一方面提高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降低投入的成本，这样就可以使企业克服因没有自生能力而无法获得足够利润的问题，而且还有可能会创造出很高的利润。例如在1978年以前，辽宁省的经济规模在全国排名第四，仅次于三大直辖市，就是因为作为其支柱的工业产品都具有垄断价格，而投入要素价格又比较低，所以财政税收等方面都可以排在全国前列。然而随着中国加入了WTO，除了利率还能维持低价以外，各种要素价格都已经放开，在这种状况之下，东北的重工业就无法生存，所以才有近几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区”计划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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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价格环境能够克服企业自生能力的缺失，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政策性补贴的方式。如果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政策性补贴的企业通常由国家拥有。但如果是在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还可能会出现比实行计划经济更糟的情形。尽管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些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但在扭曲的政策环境下，这些企业靠政策性补贴可能拥有很高的利润。而一般能够投资到这些资本密集产业里的就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非常有钱的人，一种是有权跟银行借款然后投资到这些产业中去的人，这样就会形成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意思是掌握这些产业的都是有钱有势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当这些人投资到政府优先发展的产业之后，他们帮国家承担了政策性负担，替国家执行了发展战略，并在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之下获得一定利润。但是作为资本家，当然又希望利润越多越好。这时有两种方式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一种方式是提高管理水平，改善经营效率；另一种方式就是向国家要求更多的保护补贴。改善管理与向国家要钱相比，后者更为容易，由此就产生了“寻租”行为，腐败也就接踵而至。另外，只要这些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出现了亏损，就会向国家说是保护补贴的程度不够，由于信息不对称，国家对这一说法无从核实，因此就出现了经济学里所说的“预算软约束”。在没有硬的预算约束的情况下，一系列不正规的行为就得以乘虚而入，结果是即使把这样一些产业建立起来，并能在一开始动员大量的资源来维持一段时间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到最后却一定会因为效率低下而造成很多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拉美、南亚、非洲等很多实行赶超战略的地区所看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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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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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现代发展经济学中以提升产业和技术结构为直接目标的发展思路不但没有实现发展的目标，反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硬行提升的产业结构违背了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属于拔苗助长，造成了各种扭曲和效率下降。因此，要想在转变产业结构的同时保证效率的最大化，就要从改变外生的要素禀赋结构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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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禀赋结构一般指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的相对拥有量。一般来说，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是给定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都不能再像18、19世纪那样去国外扩大殖民地。同时，各国的劳动力增长速度也并不快，因为劳动力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即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得快一点也不过是2%—3%，发达国家慢一点一般也不低于0，所以差距不大，真正大的差距来自于资本的积累。有的国家每年的资本积累可以高达GDP的30%—40%，有些国家则不到10%。因此，我们要以资本与劳动力拥有量的比值来定义要素禀赋结构。当我们讲到要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时，主要想表达的含义就是提高这个国家每个劳动力可以支配的资本量。要素禀赋在每一期的生产中是外生给定的，在任何一个固定时点上，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这个经济可以使用的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总和，也就是这个经济体的总预算，同时也决定了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从长期来看，要素禀赋结构可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而变化，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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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的决定因素主要有这样几个。首先是每一期生产中经济剩余的多少，每一期生产中的剩余如果不是消费掉，而是作为下一期生产的投入，就会转变为资本的积累。提高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最重要的是提高这个国家每一期生产的剩余和剩余作为积累的比例。如果剩余越多、积累的倾向越高，那么人均资本的拥有量就会增加得越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也就越迅速。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每个人在每一个时点的私人生产活动是给自己增加收入，也给社会上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产出，那么这个人的私人生产活动与社会性的生产活动就是重合的，这样的生产活动能创造较多的剩余。但有的时候一个人的私人生产活动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但却并未给社会增加产品或服务，比如“寻租”行为就是这样的例子。“寻租”通常是靠政府给予更多的保护和补贴，而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是从其他人的收入转移而来的，整个社会的产出并没有增加，相对于一个私人生产活动和社会性生产活动统一的经济体来说，这种存在私人生产活动和社会生产活动冲突的经济体每一期所创造的剩余就较少。另外，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经济剩余的多少还与从事社会性生产活动的企业的竞争力有关，企业的竞争力越强，其占领的市场份额就越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都能卖出去实现其价值，这样创造的剩余也就会越多。因此，经济剩余的规模主要取决于每个人的私人生产活动是否同时是社会性的生产活动，以及这些社会性的生产活动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没有竞争力。其次，在给定了剩余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速度还取决于人们是否有积累的意愿。如果人们普遍的积累意愿都很高，剩余不是拿去消费而是作为储蓄，那么可供投资的剩余就会相对较多，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也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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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了以上决定因素之后，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目标就具体到了如何增加经济中的剩余和资本积累的问题上，相对于通过政府干预来转变产业结构的传统经济战略，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可以从转变要素结构的角度来真正实现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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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一个经济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按照它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进行发展，那么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也就不会有“寻租”的行为，这样每个人的私人生产活动都会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统一。其次，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会变得更有竞争力。再次，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短缺，所以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的回报率就一定最高，再加上不断从发达国家引进新的技术，技术变迁的速度就会一直加快，资本积累再多也不会造成边际报酬递减。资本回报率越高，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也就越高，反过来会促进资本积累加快，要素禀赋结构也就随之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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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丰裕程度增加，因此相对价格变化，在图5.3中表示就是等成本线由C变为D。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面对新的等成本线，那么到下一期生产现在的产业、产品和技术选择就不再是最优的了，因为对应的生产成本会变得相对较高。有头脑的企业家出于节约成本的需要，就会更多地以资本代替劳动，改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去开发新的产品并向新的产业靠拢。这是成本结构变化对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拉动作用。同时，作了及时调整的企业在下一期末会看到成本降低、利润提高，这对该企业来说是一种激励，对其他企业来说就是一种挑战，这种竞争的压力以及技术变迁速度的加快又成为整个经济产业升级的推动力量。这种产业升级是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自发进行的，在整个过程中产业与技术结构都始终与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相符合，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不用承担政策性负担，没有寻租的借口，政府也不需要给予企业补贴，个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产活动是统一的，经济发展保持着高效率，剩余和资本积累也能以最快的速度增加，于是新的要素禀赋结构又带来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以上就是比较优势战略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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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了比较优势战略的基本概念和思路以后，对比之前提到的市场经济说、政府干预说和外向型经济说三种理论，就会发现这三种理论提出的解释“东亚奇迹”的增长因素实际上是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内生必要条件或结果。下面就来细述三个因素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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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较优势战略与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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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企业家会根据价格信号不断自发地调整生产结构以适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从而带来整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但是，在这个自发的过程中，企业家可能根本不了解比较优势的原理，也不会去关心整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企业家始终了解的是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始终关心的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企业能够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做出正确的决策，就需要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充分地反映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变动能够充分并且灵活地反映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那么企业家在竞争的市场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会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品、技术以及产业。而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充分竞争是使价格信号充分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唯一途径。因此，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按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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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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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是以市场为制度基础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角色和发达国家政府的角色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只要市场机制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那么政府除了维持社会治安、提供公共产品、克服外部性等属于“最小的政府”（minimum government）所应该有的职能外，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小的政府”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已处于全世界技术边界的前沿，产品和产业结构也都是最高级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对于产业升级的下一个目标在哪、下一个技术创新会在哪个领域出现、下一种广开销路的产品将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很难预见到，只能让企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靠自己的判断去摸索，其中绝大多数失败，少数一两家企业成功，经济发展就靠这一两家成功的企业带动，政府既不拥有信息优势，发挥作用的余地也很小。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铱星计划”曾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关注，1998年还被中国科学院评入年度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一。当时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在全世界发射了四十几颗人造卫星，研制出一种手机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使用，这在通信技术上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但由于这种手机造价太高，每个用户需要支付5万美元，所以市场太小，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个例子说明越是前沿的技术研发就有越多的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对于如何规避这种风险是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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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要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大多都是发达国家已有的，开发的产品也几乎都是发达国家已经生产过或仍在继续生产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并引进其技术，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得以赶上发达国家的所谓后发优势。但是，究竟以什么样的速度、以哪种产业的先后顺序去追赶发达国家，之间却有多种路径可以选择。我们知道，过去那种求快的以重工业为优先的发展路径是赶超战略的选择，是一种效率低下的选择，所以现在我们要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发展路线已经带有了很大的可预见性，政府就有能力和有必要在某些方面发挥适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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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的第一个作用是对信息的收集和传播。发达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之后，下一个产业、产品和技术就变成了不可知的，只能通过企业不断地尝试错误去找到正确的选择。而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需要升级的产业、产品和技术有很多都已经是现成的，产业、技术升级存在路径依赖，现有的产业是否易于升级到这些新的产业、产品、技术？新的产品市场有多大？有多少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在往这个方向升级？要发挥后发优势需要掌握上述相关的信息。信息的收集处理成本相当昂贵，而处理好之后的信息传递起来成本则几乎为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如果每个企业都独立收集信息，又不能分享信息，就会出现重复收集信息的弊端，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这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根据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去收集产业、产品、技术的相关信息，在有很多产品都符合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还要了解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以及供给情况，以免造成过度投资和利润下降。政府收集的这些信息可以以产业政策的形式提供给企业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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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第二个作用是协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都需要新的投资，这不仅涉及生产本身的投资，还包括很多配套的互补性投资，如原材料、零部件等，如果这些投资不能到位就会对产业升级造成影响，这时就需要政府进行相关企业间的协调。第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升级必然会伴随着很多企业没有办法内部化的外部性问题，如金融结构、劳动力教育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这些外部性问题是任何单一企业都难以内部化的，只能靠政府发挥作用来解决。第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必然会有利润，尤其在利润较高时，企业很可能会一哄而上，本世纪初互联网产业的泡沫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一哄而上的潮涌行为造成的投资过剩。政府如果事先掌握了产业的相关信息，就可以通过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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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协调作用的必要性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在欧洲第一个使用印刷术的是德国的古登堡在15世纪的时候。古登堡原本在一家书店工作。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生产依靠手抄，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当时，一般书店没有存货，只是与一批抄书的人保持固定的关系。通常有钱的贵族先到书店订一本书，把内容、规格、质量、纸张等标准讲清楚，付给书店一部分订金，然后书店再找人来完成这本书。因此，当时的书店就不需要资本来维持存货。古登堡改用以铅造字模的活版印刷以后，一方面书店要投入大量的资本购买昂贵的铅造字模和其他印刷设备、印刷材料，另一方面因为印完的书籍不能马上卖掉还需要一部分资金来维持这些存货。而且，当时的印刷技术也很难达到手抄书的质量水平，很多人难以接受，于是就产生了比较多的存货。在这种状况下，应该有资本市场对这类拥有先进技术的书店进行融资，但在当时并没有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古登堡的做法是说服了一个贵族对他进行投资，但因为书店长期不能营利，贵族便对书店撤资，最终导致了古登堡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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