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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康轿车采用全自动的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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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信用、市场条件等均不如发达国家，外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也会高于在本国或其他发达国家，这也成为外资大量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一项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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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决定了即使有外资流入，也不会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状况，依靠国际资本流动改变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想法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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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看待保罗·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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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他1994年写过的一篇名为《亚洲奇迹的神话》[5]的文章中，针对当时各界对东亚奇迹的追捧[6]，指出“东亚奇迹”并非奇迹。原因是东亚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的投入，从回归上看，没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没有索洛剩余式的技术进步，所以东亚的增长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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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这一想法所依据的原理是这样的。产出增长来自于三个方面，资本投入增加、劳动投入增加和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如果资本增加10，劳动力增加10，产出增加12，那么剩余就是2，这个剩余就是全要素增长率，也就是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技术进步；如果资本和劳动都增加了10，产出也增加10，那么全要素增长率就为0，东亚经济的增长在统计数据上来看就是这样的。像美国、西欧或是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资本积累并不是很多，人口与劳动力增长更是缓慢，所以它们的经济增长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那么这些增长就是可持续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只靠资本积累实现增长，随着资本的边际回报不断下降，最终经济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基于这样的逻辑，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年的《亚洲经济的神话》中论述，因为东亚奇迹全部是由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所引起的，没有全要素增长率，没有技术进步，所以东亚经济的增长是不可维持的。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很多人认为这正好验证了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几年前的预测。然而，曾是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在与保罗·克鲁格曼的对话中对他的这一说法进行了反驳。新加坡每年的资本积累率达到40%，但是资本回报率却一直都没有下降，这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形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李光耀虽然不是经济学家，却有非常好的经济学直觉，也比很多经济学家更了解经济现象。其实，很多经济学家都有过于迷信全要素生产率的倾向。全要素生产率是一种剩余，剩余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是要一定的成本才可以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要靠自主研发实现，而研发成本没有被计算在标准的生产函数中的投入要素之内，因此就表现为剩余。反过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增长中之所以看不到剩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引进技术主要表现为资本品进口，也就是说技术进步的成本已经包含在资本投入当中，因此在统计数据中显示不出来。但是没有剩余并不代表没有技术进步，因为新增资本就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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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发达国家也不是一直都有全要素生产率。例如，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并没有多少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水平和欧洲还存在一定差距，大部分新技术都要从欧洲国家引进，在投资中就已经支付了技术变迁的成本。因此虽然美国当时经济增长很快，却仍然没有全要素生产率。如今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各项技术都走在世界前沿，这些技术为美国带来了强大的生产力，但是巨额的研发成本却不会被计入到生产要素中去，因此就表现出了大量的剩余。同样的道理，东亚经济虽然在短时期内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是总的经济水平还和最发达国家保有一定差距，而且前面讲到过很多成功的东亚经济自主创新的表现并不十分突出，因此用以衡量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不会太高，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些东亚经济技术不断创新的本质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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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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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的提出是从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理论开始的，距今已将近两百年。一般认为，理论都是越新越好，当一个新的理论被提出，就会有过时的理论被淘汰掉。哈佛大学管理学学者迈克尔·波特在90年代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7]，这一理论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影响也颇为广泛。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决定于四个因素：一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二是国内市场的规模；三是产业集群与专业分工；四是市场竞争程度。这一理论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全面，似乎把一个产业发展的各种条件都列遍了，只要按章照作就可以期待光明的前景。但是我想提请各位注意的是，经济学是一门解释性的学科，我们在作研究时，最重要的就是根据纷繁复杂的现象理出一个因果关系，这样才会对现实具有解释意义并能指导行动。正因为如此，凡是遇到“十全大补”式的全面理论时就要格外注意，因为这样的理论往往有因果不分的缺点，很容易将行动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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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重新来看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理论，就会发现这四个因素中其实只有两个因素是独立的，另外两个只能算作由两个独立因素导致的结果。第一个独立的因素就是比较优势，要素价格反映的是要素的丰裕程度，也就是比较优势。第二个独立的因素是国内市场规模，这也是外生给定的。只要稍作分析就会发现，第三个产业集群的因素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例如，一个纺织业集群就不可能在美国形成，因为纺织业要求的劳动力太过密集；同样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办法在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上形成集群。一个产业及其横向、纵向的相关产业能否在某个地区达到一定生产规模形成产业集群，是由这个产业是否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如果不顾比较优势一味追求产业的规模和集群作用，那么即使产业集聚起来了也是没有竞争力的，更不能作为产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相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的企业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就会自发地聚集起来。第四个市场竞争的因素前面已经讲过，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政府保护补贴，市场必然是充满竞争的；如果违背了比较优势，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必须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下去，市场也就不会有竞争。因此，波特的理论其实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二是国内市场规模。这两点中遵循比较优势更为重要，因为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可以把全世界作为市场。以芬兰的诺基亚公司为例，虽然整个芬兰只有500多万人口，但却并没有阻碍诺基亚比同一领域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更有竞争能力，因为芬兰和美国同为发达国家，有能力开拓国际市场来发展壮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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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较优势战略与发展经济学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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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就可以从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的视角，对发展经济学中很多长期关注的问题进行清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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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速度 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积累速度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现在我们知道，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经济增长也会加快。如果采用赶超战略，虽然在短时期内资本可能快速积累，但是积累的资本都被投入到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经济整体效率低下，因此在长期经济增长可能出现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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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速度 如果按照赶超战略发展，集中生产最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一方面购买技术非常昂贵，并且很多核心技术也很难买到，依靠自己研发成本只会更高，技术进步就会非常缓慢。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因为技术基础薄弱，很多低端的技术都没有积累，直接研发高端技术会增加很多尝试错误的成本，造成很大浪费。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技术转移的成本相对低了很多，技术进步就会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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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程度 比较优势的定义本身就给定了开放经济的条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会相对于赶超提高开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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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深化程度 斯坦福大学金融学学者麦金农在70年代提出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差是因为实行了金融抑制，所以就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但结果是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很多都以金融危机收场。问题就在于研究金融的人往往只看到金融，因此就把金融安排这一内生的变量当作外生的条件进行干预。事实是，实行赶超战略就必然要对金融实行抑制，通过压低资金的价格建立起一系列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如果没有解决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就实行金融自由化，势必会造成企业破产、社会动荡，引发出各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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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稳定 实证经验发现，宏观稳定的国家经济发展较好，实际上一个经济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发展的都是有竞争力的产业，资本积累快，经济发展就好。如果违反比较优势，采取赶超战略，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动员资金投向没有竞争能力的产业，经济发展效率低下，最终会走向停滞。这时之前集中的资金可能转变为债务以及财政赤字，因为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剩余进行弥补，最后就会引发金融危机，造成宏观环境的不稳定。因此，宏观稳定和经济发展好坏的程度二者都是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而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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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结构与城市化 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工业化水平较高，但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道理其实很简单。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直接导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但由于重工业能够吸纳的城市就业很少，所以城市化水平很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出现了大量的贫民区，就是因为赶超战略使得就业机会减少，失业情况严重增加。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就会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也能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提高城市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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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 东亚经济被认为是奇迹，除了指快速的经济增长，还包括大幅改善的收入分配情况。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改变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资本是由富人所有，劳动力是由相对不富裕的劳动者所有，随着资本价格下降，劳动价格上升，富人的资产就会相对贬值，穷人的资产相对增值，因此收入分配趋于改善。如果推行赶超战略，政府动员资金去扶持资本密集的产业，在市场经济国家这些产业当然是由富人所有，而政府保护补贴的钱却是从穷人那里征收来的，所以，在市场经济国家实行赶超战略势必会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则有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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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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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赶上发达国家是发展的目标。为了比较好地推进这一过程，发展中国家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思路，从决定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着手，将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为直接目标转变为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差价为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同时政府发挥比发达国家政府更大的“因势利导”作用，在信息、协调和克服外部性等方面为企业做好服务，创造好外部环境，促进经济的全面健康增长。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利用在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产业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发挥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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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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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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