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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结构调整上仍然依靠中央的投资来调整农轻重的比例。1978年在农业上的投资占整个政府部门投资的比重是11%，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议把对农业的投资比重提高到18%。这种调整方式跟过去一样，效果也就没什么不同。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产量增加了很多，之后几年中央在农业上的投资并没有提高到18%，反而是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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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协调方面，下放权力给各个省，变条成块。各省分管以后，各个地方都抢着去投资，一时间经济发展快速，但紧接着就出现了物资短缺。在价格逐步放开的情况下，会导致比较高的通货膨胀。鉴于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的恶果，政府对通货膨胀比较敏感。当通货膨胀一出现时，中央就开始治理整顿，砍投资、砍项目。通货膨胀一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跟着放缓。而当经济增长放慢，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权力又会被下放以调动积极性。于是，从1978年到1996年，出现了三轮的“放权—通货膨胀—整顿混乱—经济发展缓慢—放权”这样的“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周期循环，和1978年以前的状况基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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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激励机制改革当中承认物质利益的作用。激励机制的改革是与过去改革的最大差异所在。小平同志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干得好的企业应该跟干得差的企业不一样，干得好的工人的物质利益、生活水平、工资水平也要跟干得差的工人不一样。改革重视起物质利益是由于在激励低下的状况下工人工作没有积极性。以前的工资标准取决于学历、工龄、性别、工种以及不同城市的物价水平，与工人的实际劳动努力程度不挂钩，不管工人努力工作还是散漫偷懒，工资都一样，这种情况下工人当然没有工作的积极性。要经济快速发展，就要承认物质利益对调动积极性的重要性。虽然整个改革与以前相比，差异主要只在这一点，但是就像庖丁解牛，虽然是很小的一刀，却砍中了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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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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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而承认了物质利益，使干得好的工人与干得差的工人的工资有差异，但是只有厂长、经理才有这方面的信息，中央并没有能力来了解每个企业里工人的工作情况。以前的厂长、经理在“人财物产供销”方面完全没有自主权，也就不可能根据每个工人实际的努力程度来决定工资。因此，要承认物质利益，前提就是必须让厂长、经理拥有一部分的自主权，可以分享企业所创造的利润的一部分或减少损失的一部分，把这一部分拿来让厂长、经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支配。这也就是微观层面放权的道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当中，由于政府要支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因而必须扭曲价格，取消市场竞争，以行政方式配给。这种情况下不能给厂长、经理任何自主权，否则就会被他们用来侵占通过价格体系从农村和其他部门转移到这个企业的利润。承认物质利益意味着在传统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中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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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自主权打开了一个缺口以后，改革必然会推向资源配置与价格形成机制。当企业分享了利润的一部分以后，必须能用得出去才具有实际的意义，而原来的计划里并没有满足这部分需求的份额，所以，就必须要有计划外的供给，于是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应运而生，由计划单轨演变成计划和市场双轨并存的价格和配置体系，一轨由国家计划掌握，一轨由市场供需决定。市场这一轨在一开始时比重微乎其微，但是发展势头迅猛。随着改革的逐渐推进，市场轨越变越大，由计划轨造成的弊端和问题使得国家逐步放弃了计划轨，双轨就并到了市场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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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改革就是从企业微观治理开始，然后推向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机制，从单轨的价格和配置机制转变成双轨、最终趋向市场单轨的这样一个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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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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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二、微观经营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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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1978年年末以后的改革是从微观经营机制入手的，试图通过建立劳动激励机制，诱发出劳动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目的。改革经历了从放权让利到明晰产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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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润留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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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利润留成制度，就是把一部分的权力和一部分的利润分放给国有企业。这一制度于1978年开始在四川的4000个企业当中试行。具体的方法是，对于盈利企业，把增加的利润中的12%留给企业。留给企业的这一部分利润有三种用途：（1）奖励基金，给工作积极的工人多发奖励；（2）福利基金，盖宿舍、医院、幼儿园以增加福利；（3）发展基金，拿来投资，扩大再生产。同样，对于原来亏损的企业，就把减亏的部分留12%给企业。这项改革在试点的时候效果非常好，效益好的企业利润增加越多，留下的就越多。这样效益好的企业跟效益差的企业之间就有了差异。同时，在这种激励下，国家拿到的是大头，是增利或减亏的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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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这种制度从1979年开始推广到全国以后，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从微观来看，企业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投入产出的效率也提高了，但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企业交给国家的利税却减少了。国家应该得到效益提高的88%，但实际上国家却并没有拿到那么多，有时反而比原来更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监督的问题，过去不给厂长、经理自主权就是因为很难监督他们。一方面企业可以谎报经营情况，比如说一个企业效益提高了100%，正常情况下企业自己可以留下当中的12%，但是如果它谎报效益只提高了50%，那它就可以留下应得的6%和瞒报那50%的全部，比原来多出很多。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在账目上作假，比如说企业可以把钱拿来做其他事情（如修宿舍），但是却把这部分支出计入生产成本，而账目是很难去对证的。虽然国家计委会派督导去监督企业，但是由于督导可能会被贿赂，这样做其实并没有多大效果。因此，实行利润留成后，在国家和企业的博弈中，国家的收益没得到这项改革所应有的“企业拿小头、国家拿大头”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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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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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利润留成所出现的问题和农村推行承包制所取得的成果，国家从1985年开始在国企推行承包制。每个企业由厂长经理来负责承包，同时规定：第一，企业每年应向国家上交固定的承包费；第二，如果企业收益高于承包费，高出部分由国家按照各个企业的不同情况依照一定的比例分配，有的是大部分都交给国家，有的则是更多的留给企业。在承包制下，国家的利益似乎会得到保障，因为国家可以每年收取固定的承包费，多出部分的一部分再由企业和政府分成。实际的情形和利润留成一样，在试点的时候效果非常好，但在全国推广以后，国家的利益同样得不到保障。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在承包制下，企业每年都要上交固定的承包费，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这笔承包费的实际购买力就会降低。1986年以前，中国没有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但在1988年和1989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突然增加到18.5%和17.8%，国家拿到的承包费名义上没变，但真实购买力却下降了。第二，承包合同具有不对称性。如果企业经营得好，就按照承包合同上缴利润；如果企业经营亏损，国家对厂长、经理难以有什么惩罚。这种“包盈不包亏”的做法诱使有些厂长、经理通过各种看似合法的手段来谋取私利。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如一个厂长、经理私底下或让他的亲友建立一个企业，然后，故意高价从那个企业购买原材料或低价把产品卖给那个企业，这样就会把企业创造的利润部分甚至全部转移到那家企业而成为他自己的，可是国家却很难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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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晰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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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讨论中，针对上述“利润留成”和“承包制”推广以后国家的利益每每受损的问题，大家普遍认为是所有者缺位，产权界定不清，没有人关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结果。国家把属于全国人民的企业交给厂长经理来经营，国家代表全国人民作为所有者，厂长经理是代理人，但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在企业里并没有其利益的代表者。当时理论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明晰产权，使所有者归位，根据企业的规模有两种解决方式。对于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私有化；对于大型企业，则引进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里成立董事会代表所有者，成立监事会来监督董事会的决策和厂长经理的运营。其中，有一些企业实行股份制，将一部分股票上市，并规定股票购买者必须是自然人。当时的观点认为，自然人既然拿自己的钱来买股票，必然会关心股票的保值、增值，就会监督厂长、经理的行为，他们的监督会改善企业的治理。如果这些散户的股票能够增值，国家作为大股东的股票也会跟着增值，所以国家可以搭散户的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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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结果同样是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国家作为所有者的利益在分配上并未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且，在明晰产权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到目前为止，对大企业进行了这么多改革，虽然员工的积极性与过去相比确实是提高了，但是，除了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之外，在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普遍还难以盈利。关于如何才能根本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将在下讲进行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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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1872）实行的“官督商办”也是一种产权不明晰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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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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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对于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总的来说在试点的时候有效但推广后就无效，虽然改革使激励提高了，效率提高了，但利润却在下降，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收益得不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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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中，“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力不敢下放给企业就是因为国家不直接参与经营，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国家作为所有者很难监督企业的行为。试点的时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那时有国家各有关部门以及新闻界、舆论界等各方关注，在聚光灯的照射下，企业很难做出侵犯国家利益的行为。但到了推广以后，全国有几十万家国有企业，注意力就被分散了。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作为代理人的经营者多拿、多吃、多占国家利益的风险就大大上升了，国家利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也就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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