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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国民经济运行中有所谓“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活—乱”循环，这一循环的过程与国家对银行的利率调整有关。当银行利率被人为压低，就会导致从银行贷款进行投资的意愿非常高，资金供给远远低于资金需求，要保证银行贷款的供需平衡，就必须对贷款和投资进行严格的控制，严格控制势必会导致效率低下。当放松对银行放款的控制时，因为资金价格低，企业贷款与投资就会增多，于是出现一段时期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储蓄没有增加，但贷款却增加了很多，贷款和储蓄之间就会出现缺口。需要依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这个缺口，通货膨胀也就会随之产生。另外，当投资增加很快的时候，对建材、钢铁的需求也会快速增加，但是钢铁厂的建设周期相当长，短期之内产品的供给弹性非常小，当需求突然增加很多的时候，产品的价格就会快速上涨。同样的道理，当投资活动增加，生产活动增加，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会迅速上升，交通运输在短期之内的供给弹性也非常小，因此交通运输上就会出现瓶颈。以上我们所看到的通货膨胀现象、短缺等瓶颈现象的出现，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之为“乱”。对“乱”的解决方法有这样两种：一是把利率放开，但国家一般不会这样做，因为低利率政策是维持国有企业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二是减少投资项目，人为地压低投资和贷款增长率。投资下降，经济增长就会放慢，就业压力随之上升。为了能增加就业，就需要增加投资，减少调控，所以就形成了所谓的“活—乱”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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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对于这种“活—乱”循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思路，即1994年提出的“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让银行来选择投资的项目。如果投资需求增加，就依靠利率来平衡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利率上升，投资需求下降，储蓄需求上升，投资和消费都下降，经济就不会出现过热。但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推行。从1983年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贷款之后，国有企业一直依靠着低息贷款生存，银行贷款中有70%以上都是贷给了国有企业，因为没有这些贷款国有企业就无法生存，所以这实际上是政策性的贷款。国有企业在拿到贷款以后，可能会因经营效益不好而还不了账，于是这种欠账就变成了呆账、坏账，银行的呆坏账比率因而持续高居不下。如果按照上述的思路给银行一个决定权，让银行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好坏来决定是否贷款，那样就可以有效地抑制呆坏账的增加，但同时也会导致众多国有企业的倒闭。因此，银行要实行放开利率的改革就只有在国有企业效率提高以后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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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有企业与股票市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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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在成立之初的定位也是考虑要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当时大家普遍认为股票市场是解决公司治理和产权结构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上市的国有企业大多是在竞争的市场中没办法赚钱的企业，上市是以比较低的价格拿到资金的一种手段，所以，很多国有企业把上市融资当成了赚钱的机会。上市的国有企业不能实现盈利，没法分红，拿到不分红的股票就像赌场里不生息的筹码，只能起到交易的作用。所以，持有股票却没有分红，必然只能靠股票市场的投机来获利，造成股市换手率高和大涨大跌的现象。所以，股票市场的问题和国有企业的问题其实是分不开的。如果上市公司不能盈利，不能给股票投资者合理的分红，那么单纯想解决股票市场问题的任何方法都难以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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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证券交易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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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企业与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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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腐败的问题与国有企业也有很大关系。贪污腐化是指政府官员收受贿赂，只要政府的权力过大，就会产生各种贪污腐败的情形。在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贪污腐败现象远远多于其他任何时候，原因就在于政府的权力过大。首先，政府管制着市场准入，使市场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而是存在垄断利润，垄断利润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寻租和贪污腐败的出现。其次，如果把政府管制的物品价格人为地压到市场价格以下，那么就会出现市场价格与政府管制价格之间的差价，从而产生寻租的机会。这是现在所看到贪污腐败存在的最主要根源。以金融市场为例，1993年全部银行贷款为26460亿，当时官方利率为11%，市场利率为25%左右，至少相差10%，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各个地方分行与支行的行长，甚至连管理员、贷款协管员等都对这些资金具有一定的支配权。90年代如果你能从银行借到钱，转手就能赚到10%的利息。与银行体系里的人搞好关系就可以获得非常高的租金，这样的寻租空间必然要导致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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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改革过程当中产生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源自于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银行体系的扭曲和市场准入的管制都内生于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要想消除这些扭曲，就必须把国有企业的问题先解决掉，不然就会有大量的国有企业破产，造成极大的社会秩序紊乱，最终还得继续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保护，使得所有这些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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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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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二、国有企业的问题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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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企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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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按照规模可以分为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对于符合比较优势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可以直接将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通过对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即使中小型国有企业原来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存在，只要善于利用这些企业的资产，不让资产流失，就足以应付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说，中小型国有企业一般位于市中心等商业比较繁华的地带，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土地的供给弹性非常小，所以土地价格会增长得非常快。在1978年到2004年间，我国的经济规模增大了十倍多，地方地价的上涨还要超过这个倍数。也就是说，只要善于利用土地资产，不让它流失，中小型国有企业存在的相关历史遗留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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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在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前全国拥有4000—5000家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和一般的大企业有一些共性，即所谓委托—代理的问题。小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可以是一个人，但是大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势必要分离。这种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所有者的激励和经营者的激励不一样，前者追求的是投资回报率，后者追求的是工资和福利。第二，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所有者不直接参加经营，所以所有者没有办法知道经营的收益和成本，也难以了解哪些花费是必要的，这样就会给经营者利用手中的经营权和信息上的优势侵犯所有者的利益提供了可能，从而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大型企业，只有经营得当，才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从而吸引更多人去投资。因此，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必须由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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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理论认为，只有私有化才是解决大型国有企业问题的唯一出路，但是这一理论假定的前提是作为所有者的老板和作为经营者的管理人员是合在一起的。这在中小型企业是可行的，但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无论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都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股东即使有资金注入，也不会有任何一个股东愿意独自来管理这个企业，因为管理的效率提高后他只能获得利润增加的一小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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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大型企业的股东可能会有很多，但管理层的人数却是有限的。如果让大股东去管理企业，则可能出现大股东侵犯小股东权利的情况。一个大股东的股份只是一个大企业全部股权的一小部分，如果参加经营的大股东把企业的盈利转移走，转移到一家完全由他自己私人拥有的企业，那么他就可以从中获得企业绝大多数的利润。例如，通过低价卖出和高价买进，利润就可以全部留在大股东控制的公司，而那些不直接参加经营的小股东的权利就会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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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方法是请内部审计人员或外部审计公司对企业的情况进行监督，但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无论是外部的审计公司还是内部的审计人员都是由经理雇用的，如果审计公司制造的是虚假信息，小股民就难以了解公司实际的经营状况，“安然事件”就是审计公司造假的一个最好例证。即使审计公司没有造假，对于企业每笔开支的必要性一般人也是很难进行判断的。比如经理可以进行在职消费和分配，审计公司可能根本就查不出来，即使事后查出来，经理可能已经离开了这家公司。这种情况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有相关论述。当时国际贸易非常频繁，风险很大，贸易公司为分散风险，就找来许多投资人，可能会准备几条船，船长全部是被雇用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被雇用的船长的行为很难受到老板的监督，这就是现代公司制度早期的雏形。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两位美国律师研究美国的上市公司，发现这些公司全由职业经理人管理，他们认为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所以两权分离的公司的经营效率一定不如那些两权合一的公司的经营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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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造假案曾一度牵涉到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会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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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18世纪通过大批商船来拓展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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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30年代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却不断出现，说明了现代公司制度的合理性。从理论上讲，要解决激励不相容问题，首先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解决信息不对称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依靠市场的充分竞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每个行业每年都会有一个平均利润率，如果企业的实际利润等于行业的平均利润，那就可以判定经理人的表现一般；如果企业的实际利润低于行业的平均利润，那么经理人的能力或操守就有问题；如果企业的实际利润高于行业的平均利润，那么经理人的能力和操守就应该得到肯定。根据企业的实际利润和行业平均利润的差额，可以评价经理人的行为和能力，就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进而解决激励不相容的问题。这种方法的解决思路可以概括为：首先，依靠经理人员的市场竞争。好的经理人员，即能给所有者带来高投资回报的经理人员，可以获得工资福利上升的奖励；相反，使所有者利益受损的经理人员会受到工资福利下降的惩罚，甚至遭到淘汰。这样，经理人员的激励和所有者的激励就变得相容。其次，可以进一步通过设计各种激励工资的方式，把经理人的收入和利润挂钩。总的来说，一个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是前提，否则就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例如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垄断的企业一般经营效益都不好。现有的文献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充分竞争的市场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不管何种公司治理的安排都各有利弊，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司治理方式（Oliver Hart，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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