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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腐败的问题与国有企业也有很大关系。贪污腐化是指政府官员收受贿赂，只要政府的权力过大，就会产生各种贪污腐败的情形。在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贪污腐败现象远远多于其他任何时候，原因就在于政府的权力过大。首先，政府管制着市场准入，使市场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而是存在垄断利润，垄断利润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寻租和贪污腐败的出现。其次，如果把政府管制的物品价格人为地压到市场价格以下，那么就会出现市场价格与政府管制价格之间的差价，从而产生寻租的机会。这是现在所看到贪污腐败存在的最主要根源。以金融市场为例，1993年全部银行贷款为26460亿，当时官方利率为11%，市场利率为25%左右，至少相差10%，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各个地方分行与支行的行长，甚至连管理员、贷款协管员等都对这些资金具有一定的支配权。90年代如果你能从银行借到钱，转手就能赚到10%的利息。与银行体系里的人搞好关系就可以获得非常高的租金，这样的寻租空间必然要导致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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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改革过程当中产生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源自于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银行体系的扭曲和市场准入的管制都内生于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要想消除这些扭曲，就必须把国有企业的问题先解决掉，不然就会有大量的国有企业破产，造成极大的社会秩序紊乱，最终还得继续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保护，使得所有这些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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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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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二、国有企业的问题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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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企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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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按照规模可以分为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对于符合比较优势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可以直接将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通过对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即使中小型国有企业原来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存在，只要善于利用这些企业的资产，不让资产流失，就足以应付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说，中小型国有企业一般位于市中心等商业比较繁华的地带，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土地的供给弹性非常小，所以土地价格会增长得非常快。在1978年到2004年间，我国的经济规模增大了十倍多，地方地价的上涨还要超过这个倍数。也就是说，只要善于利用土地资产，不让它流失，中小型国有企业存在的相关历史遗留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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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在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前全国拥有4000—5000家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和一般的大企业有一些共性，即所谓委托—代理的问题。小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可以是一个人，但是大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势必要分离。这种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所有者的激励和经营者的激励不一样，前者追求的是投资回报率，后者追求的是工资和福利。第二，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所有者不直接参加经营，所以所有者没有办法知道经营的收益和成本，也难以了解哪些花费是必要的，这样就会给经营者利用手中的经营权和信息上的优势侵犯所有者的利益提供了可能，从而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大型企业，只有经营得当，才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从而吸引更多人去投资。因此，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必须由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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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理论认为，只有私有化才是解决大型国有企业问题的唯一出路，但是这一理论假定的前提是作为所有者的老板和作为经营者的管理人员是合在一起的。这在中小型企业是可行的，但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无论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都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股东即使有资金注入，也不会有任何一个股东愿意独自来管理这个企业，因为管理的效率提高后他只能获得利润增加的一小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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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大型企业的股东可能会有很多，但管理层的人数却是有限的。如果让大股东去管理企业，则可能出现大股东侵犯小股东权利的情况。一个大股东的股份只是一个大企业全部股权的一小部分，如果参加经营的大股东把企业的盈利转移走，转移到一家完全由他自己私人拥有的企业，那么他就可以从中获得企业绝大多数的利润。例如，通过低价卖出和高价买进，利润就可以全部留在大股东控制的公司，而那些不直接参加经营的小股东的权利就会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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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方法是请内部审计人员或外部审计公司对企业的情况进行监督，但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无论是外部的审计公司还是内部的审计人员都是由经理雇用的，如果审计公司制造的是虚假信息，小股民就难以了解公司实际的经营状况，“安然事件”就是审计公司造假的一个最好例证。即使审计公司没有造假，对于企业每笔开支的必要性一般人也是很难进行判断的。比如经理可以进行在职消费和分配，审计公司可能根本就查不出来，即使事后查出来，经理可能已经离开了这家公司。这种情况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有相关论述。当时国际贸易非常频繁，风险很大，贸易公司为分散风险，就找来许多投资人，可能会准备几条船，船长全部是被雇用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被雇用的船长的行为很难受到老板的监督，这就是现代公司制度早期的雏形。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两位美国律师研究美国的上市公司，发现这些公司全由职业经理人管理，他们认为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所以两权分离的公司的经营效率一定不如那些两权合一的公司的经营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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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造假案曾一度牵涉到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会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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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18世纪通过大批商船来拓展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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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30年代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却不断出现，说明了现代公司制度的合理性。从理论上讲，要解决激励不相容问题，首先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解决信息不对称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依靠市场的充分竞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每个行业每年都会有一个平均利润率，如果企业的实际利润等于行业的平均利润，那就可以判定经理人的表现一般；如果企业的实际利润低于行业的平均利润，那么经理人的能力或操守就有问题；如果企业的实际利润高于行业的平均利润，那么经理人的能力和操守就应该得到肯定。根据企业的实际利润和行业平均利润的差额，可以评价经理人的行为和能力，就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进而解决激励不相容的问题。这种方法的解决思路可以概括为：首先，依靠经理人员的市场竞争。好的经理人员，即能给所有者带来高投资回报的经理人员，可以获得工资福利上升的奖励；相反，使所有者利益受损的经理人员会受到工资福利下降的惩罚，甚至遭到淘汰。这样，经理人员的激励和所有者的激励就变得相容。其次，可以进一步通过设计各种激励工资的方式，把经理人的收入和利润挂钩。总的来说，一个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是前提，否则就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例如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垄断的企业一般经营效益都不好。现有的文献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充分竞争的市场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不管何种公司治理的安排都各有利弊，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司治理方式（Oliver Hart，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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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之中，经营人员的自主权被全部剥夺，那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系下整个市场不存在竞争，因此也就没有办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下，要克服经理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侵蚀国家利益，最好的方法就是完全剥夺经理人员所有的权力。这可以解释在改革以后不管是放权让利的改革还是所谓找回所有者的产权改革为什么在试点的时候都非常有效，但等到推广以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却是无效的。试点的时候有效是因为作为试点的时候，全国上下的眼光都盯着这个企业，新闻界、政府各部门也都非常关心试点效果，这时企业利用自主权来侵犯国家财产权益的可能性就非常小，所以企业的效率和国家的收入都会提高。但是，在全国推广以后，舆论的注意力被分散，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经营权来侵犯政府作为所有者的权益，所以国家在收益分配中的利益就会得不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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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性负担与消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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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市场没有充分的竞争，政府对进出口贸易也有严格的限制。改革开放之后，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不断在市场当中涌现，除少数如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以外，其他的行业都已经放开，市场竞争的程度越来越高。但是，竞争性市场的出现并没有带来充分信息，国有企业也没有根据充分信息设计出解决激励不相容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把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的根本原因弄清楚。国有企业存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没有自生能力。过去，国有企业因为国家战略需要而建立起来，资本过度密集，处于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行业，这一类问题可以统称为“战略性负担”问题，因为这是由国家发展战略所造成的企业负担。还有一类企业负担也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在改革之前，生产和投资都集中在资本密集的行业，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但是政府对城市人口的就业负有责任，因此就让国有企业吸纳大量工人，形成冗员。在改革之前，冗员对于国有企业不是负担，因为企业的所有投资项目和开支都由财政拨款。在改革之后，冗员的负担逐步转移到企业身上，造成了一种“社会性负担”。同时，老工人的退休金负担也转移到企业当中，从而造成越老的企业负担越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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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战略性负担还是社会性负担，都是政府加在企业身上的政策性负担，造成企业在竞争市场中的政策性亏损。政府需要对企业的政策性亏损负责，所以就会给予企业以政策性补贴（比如市场准入、税收、银行资金等方面的优惠）。由于国家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国家并不完全清楚政策性负担所带来的政策性亏损的具体数额，因此企业就有借口把各种经营性亏损也说成是政策性亏损。国家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无法对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做出辨别，就只能承担起企业所有的亏损，从而出现“预算软约束”。对企业而言，提高经理人员的收入和企业的福利有两种办法：一种就是兢兢业业地提高生产效率，另一种就是向国家索要保护补贴。显然向国家索要保护补贴是更加方便而且成本较低的办法，所以才会出现对国有企业的保护补贴不断增加的情形。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把政策性负担消除掉，否则任何针对公司治理的改革都无效。如果不消除掉政策性负担，私有化改革的结果对政府而言是更糟糕而不是更好。因为在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以后，企业的所有者再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向国家索要的保护补贴就可以完全收入自己的口袋，而且还是在不会触犯法律的情况下。企业有更大的动机去索要保护补贴，而发放保护补贴的决定权就在于政府官员，前面我们讲到过，这种权力的膨胀是引发腐败的根源，因此在政策性负担没有消除的情况下，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只会助长腐败之风，不会对改革的进展起到实质性的益处。由此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落脚点摆在了消除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方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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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负担包括社会性负担和战略性负担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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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消除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方面，冗员和养老金这两项负担都必须由国家负责。政府可以通过员工下岗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式，把企业的社会负担剥离出来。虽然安排下岗员工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都需要由政府出钱，但是如果不进行改革，弥补国有企业亏损所用的钱还是得由政府来出。如果由企业自己来处理这些社会性负担，企业就会有把经营性亏损也归咎于政策性亏损的借口，以向国家要求更多的保护补贴。因此，如果把社会性负担从企业中剥离出来，那么政府的开支至少不会增加，而且可能还会减少，国有企业的效率也会大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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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下岗”出现的是一大批个体的职业介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