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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各地发展阶段不同，条件不同，因此新农村建设不能在全国统一标准，要有长远规划，项目应该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从农民最急需的方面入手。要将新农村建设作为村自治的内容，由当地农民参与讨论、决定和监督实施，不应由上级统一决定。这样既可减少贪污腐败、豆腐渣工程，也有利于管理民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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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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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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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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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ski T.G.，“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China Economic Review，Vol.12，No.1，December 2001，29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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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这些学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罗斯基（Rawski），他从能源的角度写了一篇论文，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这篇论文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另外，《经济学（季刊）》2002年10月第2卷第1期曾经发表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统计问题专辑”5篇论文（其中包括罗斯基的一篇论文），有兴趣者可以参阅，在本讲的参考文献部分不再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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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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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第十一讲 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公平与效率统一，实现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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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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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的成就与现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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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是中国当前最受关注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32年的持续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9%，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6.3%。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3年到2007年，中国的增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国内生产总值连续5年增长速度超过10%，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28.5%。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新的矛盾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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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说国有企业是“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盈利”。现在国有企业的盈利问题已不再是主要矛盾，很多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已经民营化，剩下几家大的国有企业盈利很高。目前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的重点是如何提高竞争力的问题。又如过去金融体系脆弱，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例非常高。经过近几年的努力，这几家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比例都有明显下降，其中三家已经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成功上市。股票市场也实现了全流通，2006年开始出现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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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十分看好中国未来的投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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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过去的主要矛盾逐渐缓解之后，次要矛盾由于持续地恶化，现在变成了主要矛盾。自2003年以来，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三过”：（1）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2）货币信贷投放过多；（3）外贸顺差过大。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投资增长过快，过快的投资增长形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就要出口到国外去，于是导致外贸顺差过大。长期的外贸顺差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为了收购这些外汇，国家必然就要增发货币，于是导致了货币增发过快、银行贷款过多等一系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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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在进行宏观调控，希望把投资的增长速度压下来，但始终未见奏效，原因就在于未能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投资增长过快实际上是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加重所造成的。个人的收入不是用来消费就是用来投资，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较高，但是，缺乏可消费的资金；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较低，消费不了的那部分收入就只能用来投资。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为平均的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加深，一部分的地区和个人先富了起来，结果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待业、失业以及退休的低收入群体。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5，比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还高出0.05。此外，还出现了一系列如“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虽然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的生活条件与过去相比应该是改善了，即使在贫困地区基本的温饱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但由于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社会上的不满情绪逐渐开始蔓延，甚至出现了一种怀旧思古的情绪，认为过去虽然穷，但穷得平均，现在虽然比过去富裕了，但与那些先富、快富起来的人相比，很多人反而显得更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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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宏观经济的治理，也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建立。社会上对于改善收入分配问题有很多呼吁，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2005年和2006年讨论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时候，有人提出要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将这部分税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补贴给低收入群体。但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已达到了45%，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已经属于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而我认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执行的问题而非税率的问题。结果这一观点在网上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认为我是在替富人说话，当然这也反映了一种情绪，就是认为现在富人太富了。其实中国的富人和外国比起来还差得远，仍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应该让穷人的收入增长得比富人快一点，这是当务之急，但不应该是通过二次分配“劫富济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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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与时俱进的重要方针，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的时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内容一是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二是在全面发展过程中要做到“五个统筹”，即城乡的统筹、地区的统筹、社会与经济的统筹、人与自然的统筹，还有国内、国际市场的统筹。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解决民生问题。2007年和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很多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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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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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二、比较优势：在一次分配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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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现在既然要强调民生、强调和谐，那么中国就要更加注重二次分配的公平问题，政府就要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初次分配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寄希望于二次分配，我个人认为，这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因此我的主要观点是，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而把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解决初次分配可能会遗留的一点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反对二次分配。当前的分配制度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也就是说初次分配可以不照顾公平，然后由二次分配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既不能实现效率，也无法达到公平。但是如果要在一次分配中就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会不会又像我们所讲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成为无法实现的空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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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分配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至少应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经济增长要快，整体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这一点非常重要。经过32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在201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4428美元左右，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只有美国的5%，因此要继续注重效率，加快经济增长。至于第二层含义，何谓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是指在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富人，这样才有望达到公平。而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使得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改善，兼顾科学发展观中提到的“五个统筹”，关键就在于我一再强调的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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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总的来讲还是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按照这个比较优势来发展，首先，就会形成很多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当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从而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众所周知，穷人和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穷人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多少可以获得收入的资产，而富人的收入增加主要靠资本，用资本雇用别人去赚钱。如果中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创造出很多的就业机会，就可以让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收入的穷人得以充分就业，从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次，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中国就能提高竞争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从而获得最大的利润和剩余，资本就会快速积累，而劳动力的增加受人口增长的限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就会不断改变，从劳动力较多、资本较少，逐渐变为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这个转变过程也体现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如果出现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的局面，要素的稀缺程度反映在价格上，就是工资不断上升，资本回报不断下降，也就意味着穷人拥有的资产不断升值，而富人拥有的资产不断贬值，在此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不断得到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地区之所以被称为“东亚奇迹”，就是因为它们一方面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不断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这是有实证经验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