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493197
1704493198
最后,各地发展阶段不同,条件不同,因此新农村建设不能在全国统一标准,要有长远规划,项目应该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从农民最急需的方面入手。要将新农村建设作为村自治的内容,由当地农民参与讨论、决定和监督实施,不应由上级统一决定。这样既可减少贪污腐败、豆腐渣工程,也有利于管理民主的培养。
1704493199
1704493200
参考文献
1704493201
1704493202
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704493203
1704493204
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704493205
1704493206
Rawski T.G.,“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China Economic Review,Vol.12,No.1,December 2001,298—302.
1704493207
1704493208
[1] 在这些学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罗斯基(Rawski),他从能源的角度写了一篇论文,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这篇论文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另外,《经济学(季刊)》2002年10月第2卷第1期曾经发表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统计问题专辑”5篇论文(其中包括罗斯基的一篇论文),有兴趣者可以参阅,在本讲的参考文献部分不再列出。
1704493209
1704493210
1704493211
1704493212
1704493214
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第十一讲 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公平与效率统一,实现和谐发展
1704493215
1704493217
一、改革的成就与现存的问题
1704493218
1704493219
收入分配是中国当前最受关注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32年的持续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9%,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6.3%。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3年到2007年,中国的增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国内生产总值连续5年增长速度超过10%,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28.5%。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新的矛盾不断出现。
1704493220
1704493221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说国有企业是“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盈利”。现在国有企业的盈利问题已不再是主要矛盾,很多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已经民营化,剩下几家大的国有企业盈利很高。目前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的重点是如何提高竞争力的问题。又如过去金融体系脆弱,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例非常高。经过近几年的努力,这几家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比例都有明显下降,其中三家已经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成功上市。股票市场也实现了全流通,2006年开始出现牛市。
1704493222
1704493223
1704493224
1704493225
1704493226
金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十分看好中国未来的投资前景
1704493227
1704493228
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过去的主要矛盾逐渐缓解之后,次要矛盾由于持续地恶化,现在变成了主要矛盾。自2003年以来,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三过”:(1)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2)货币信贷投放过多;(3)外贸顺差过大。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投资增长过快,过快的投资增长形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就要出口到国外去,于是导致外贸顺差过大。长期的外贸顺差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为了收购这些外汇,国家必然就要增发货币,于是导致了货币增发过快、银行贷款过多等一系列的问题。
1704493229
1704493230
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在进行宏观调控,希望把投资的增长速度压下来,但始终未见奏效,原因就在于未能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投资增长过快实际上是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加重所造成的。个人的收入不是用来消费就是用来投资,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较高,但是,缺乏可消费的资金;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较低,消费不了的那部分收入就只能用来投资。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为平均的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加深,一部分的地区和个人先富了起来,结果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待业、失业以及退休的低收入群体。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5,比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还高出0.05。此外,还出现了一系列如“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虽然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的生活条件与过去相比应该是改善了,即使在贫困地区基本的温饱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但由于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社会上的不满情绪逐渐开始蔓延,甚至出现了一种怀旧思古的情绪,认为过去虽然穷,但穷得平均,现在虽然比过去富裕了,但与那些先富、快富起来的人相比,很多人反而显得更穷了。
1704493231
1704493232
总的来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宏观经济的治理,也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建立。社会上对于改善收入分配问题有很多呼吁,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2005年和2006年讨论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时候,有人提出要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将这部分税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补贴给低收入群体。但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已达到了45%,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已经属于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而我认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执行的问题而非税率的问题。结果这一观点在网上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认为我是在替富人说话,当然这也反映了一种情绪,就是认为现在富人太富了。其实中国的富人和外国比起来还差得远,仍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应该让穷人的收入增长得比富人快一点,这是当务之急,但不应该是通过二次分配“劫富济贫”的方式。
1704493233
1704493234
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与时俱进的重要方针,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的时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内容一是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二是在全面发展过程中要做到“五个统筹”,即城乡的统筹、地区的统筹、社会与经济的统筹、人与自然的统筹,还有国内、国际市场的统筹。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解决民生问题。2007年和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很多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政策措施。
1704493235
1704493236
1704493237
1704493238
1704493240
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二、比较优势:在一次分配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1704493241
1704493242
中国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现在既然要强调民生、强调和谐,那么中国就要更加注重二次分配的公平问题,政府就要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初次分配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寄希望于二次分配,我个人认为,这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因此我的主要观点是,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而把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解决初次分配可能会遗留的一点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反对二次分配。当前的分配制度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也就是说初次分配可以不照顾公平,然后由二次分配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既不能实现效率,也无法达到公平。但是如果要在一次分配中就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会不会又像我们所讲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成为无法实现的空想呢?
1704493243
1704493244
“初次分配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至少应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经济增长要快,整体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这一点非常重要。经过32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在201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4428美元左右,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只有美国的5%,因此要继续注重效率,加快经济增长。至于第二层含义,何谓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是指在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富人,这样才有望达到公平。而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使得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改善,兼顾科学发展观中提到的“五个统筹”,关键就在于我一再强调的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
1704493245
1704493246
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总的来讲还是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按照这个比较优势来发展,首先,就会形成很多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当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从而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众所周知,穷人和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穷人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多少可以获得收入的资产,而富人的收入增加主要靠资本,用资本雇用别人去赚钱。如果中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创造出很多的就业机会,就可以让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收入的穷人得以充分就业,从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次,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中国就能提高竞争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从而获得最大的利润和剩余,资本就会快速积累,而劳动力的增加受人口增长的限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就会不断改变,从劳动力较多、资本较少,逐渐变为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这个转变过程也体现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如果出现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的局面,要素的稀缺程度反映在价格上,就是工资不断上升,资本回报不断下降,也就意味着穷人拥有的资产不断升值,而富人拥有的资产不断贬值,在此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不断得到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地区之所以被称为“东亚奇迹”,就是因为它们一方面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不断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这是有实证经验支持的。
[
上一页 ]
[ :1.70449319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