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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国家的赶超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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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生能力不仅是转型国家中最核心的问题，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独立的一些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看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对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决定作用，但是没认识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于是试图在自身比较优势不具备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同样水平的产业，于是靠对要素价格、金融体系、国际贸易、投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而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但是，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有在政府的持续保护和补贴下才能生存，而政府对价格信号、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的干预必然导致寻租行为的横行和裙带资本主义等现象，从而使收入分配不公，效率低下，经济、社会不稳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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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思想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即使在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中也存在，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比韩国高，但韩国的大企业集团与台湾地区的同类企业比较，在技术、资金密集程度上高了一个档次。在1998年的这场东亚金融危机中，台湾地区的汇率只贬值了15%，而且除了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中国大陆以外，台湾是在东亚地区唯一维持正增长的经济，1998年达4.5%，1999年达5.7%。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能维持这样的增长率，证明它的企业是有竞争力、有自生能力的。而韩国经济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崩溃了，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援助，以渡过难关。在推行了IMF的援助条款、取消了对大企业的各种保护补贴以后，目前韩国的30家大企业集团有17家已经破产了。这表明这些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是难以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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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护手段很相似，政府压低利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向进行干预，用廉价的资金来支持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并对进口贸易设置各种障碍，使得这些企业免于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没有比较优势而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建立起来的企业难以创造真正的剩余，而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剩余的企业在政府的歧视政策下难以发展，因此，整个经济可以动员的资金将逐渐枯竭。如果像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那样不对外举债，那么经济发展将陷入停滞的困境。如果像拉丁美洲国家或东亚金融危机前的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那样允许政府或企业对外举债，那么最终将出现债务危机（Krueg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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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时，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下，只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IMF在给予贷款时，通常会附带一个“援助条款”（conditionality），要求受援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个“援助条款”的基本理念就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这些条款要求解决宏观政策扭曲、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干预、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但由于这个共识的理论基础假定了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所以在上述诸多措施中不仅没有任何一项是用来改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而且，有多项实际上是取消了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和补贴。如果像韩国和有些市场经济的国家，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仅是经济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一步跃过鸿沟是可能的，实行这个共识的改革措施以后，经济效率的提高可以抵消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所带来的震荡而很快恢复增长。可是，如果像转型中国家那样，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休克疗法”推行的结果，国民经济的增长就不会是像“J形曲线”的稍微下滑后很快就恢复增长，而可能是“L形曲线”那样的急剧下滑后陷入长期停滞而后才恢复一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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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为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银行主要支持发展中国家长期项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通过提供短期贷款帮助成员国平衡其国际收支（图为世界银行（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右）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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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既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那么，在研究和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时，就不能再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一个暗含的假设，而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任何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时的具体考虑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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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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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也是在放弃一些不合实际的、暗含的基本假设而不断发展深化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框架，在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即已粗具雏形。在马歇尔的理论体系里，除了本文所提出的、到现在还为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外，还假设了信息是充分、对称的和交易费用不存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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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是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和预测将发生的经济现象的工具。按照弗里德曼（1953）的观点，一个理论是否可以被接受不在于假设是否和实际条件一致，而在于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马歇尔的理论体系在解释和预测众多经济现象上非常有力，例如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人们购买该种商品的数量通常会下降。但是，这些暗含假设也限制了马歇尔体系对某些现象的解释力。例如，在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下，每种商品在竞争的市场中就只会有一个价格，因此，就不该出现所谓的“货比三家不吃亏”的现象。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乔治·斯蒂格勒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了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价值，信息的获取有成本，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变量，这也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新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罗夫和迈克尔·斯宾塞则进一步提出，不仅信息是不完备的，而且信息的分布在生产者、消费者、所有者、委托代理者之间是不对称的，所以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必须有各种制度安排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经济才能有效运行。另外，根据马歇尔的体系，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按此难以解释为何存在非市场配置的企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的贡献则在于放弃了马歇尔体系中市场交易没有交易成本的暗含假设，开启了现代经济学对契约、产权和非市场制度的研究，形成了交易费用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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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生能力引入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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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助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样的新景象。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当我们察觉到这个问题时，就应该及时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改正地图。企业不具自生能力的情况在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在分析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以及制定解决问题的有关政策时，应该放弃现有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把许多企业可能不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也就不会无条件按“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和改革政策，明白成功的转型和改革还有赖于创造条件使绝大多数的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为有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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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必须重新定位。传统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把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最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采用同样先进水平的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但是，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顾自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试图去建立、采用、生产和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其发展目标的载体——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因此，为了这个发展目标，政府就必须靠扭曲价格信号，干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接踵而至，结果是好心干坏事，经济发展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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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生能力的概念出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须提升其产业、产品、技术水平。在每个国家的土地（自然资源）禀赋是给定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指的是每个劳动者所能支配的资本量的增加，资本来自于剩余的积累，要最快地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就必须在每一个时点创造最大的剩余，并将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来作为积累。一个国家如果能在每一个时点上按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整个经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会最大，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会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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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关心的是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成本，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本身，只有产品的价格反映国际市场的价格，投入要素的价格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企业才会自动地按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产品和技术。因此，以最大程度加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为发展政策为具体目标时，维持经济的开放和市场的充分竞争就成为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同时，由于企业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需要充分掌握合适的新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信息的收集和加工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而一旦各项工作完成，信息分享的成本就会接近于零。所以，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企业。此外，经济中的技术和产业升级还常常要求不同企业和部门能够协同配合。例如，新的产业和技术对人力资本或技巧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同于老的产业和技术，一个企业也许不能将这些新的条件的供给完全内部化，需要依赖来自外部的帮助。除了人力资本以外，这种升级也可能需要有新的金融制度、贸易安排、市场营销渠道等。因此，政府可以使用产业政策来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的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并为其创造必要的法律、监管体系等。最后，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本质上是有风险的。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可能过于冒进或保守，第一个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不管成功或失败都会为其他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外部性。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向首先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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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利用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政策，可以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跟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低成本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快经济发展，而实现在收入、产业和技术水平上向发达国家的收敛。需要注意的是，在以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为目标的发展政策和以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为直接目标的发展政策下都可能有产业政策，但前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而后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前者所需要的补贴是少量的，是有一定期限的，而后者则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连续的政策优惠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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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计划经济体系的形成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传统计划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就会由隐性变为显性，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解决情况如何成了决定转型能否平稳和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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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既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那么，以“休克疗法”的方式试图一步跳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鸿沟，必然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失业实际上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实行了“休克疗法”以后，政府仍然会继续补贴那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结果造成有休克而无疗法的尴尬局面。像我国这样以渐进的方式实行双轨制，一方面放开政府对资源的严格控制，允许新的企业进入到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创造新的资源增量，为传统部门的改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部门的企业必要的保护和扶持，使其不会马上面临关门、破产的危险，然后创造条件解决传统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这种方式有可能既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又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使转型有可能在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的方式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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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转型中国家，当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得到解决以后，企业能否盈利的问题，就转变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里讨论的公司治理、市场竞争的问题了。国家对企业的盈亏不再负有责任，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残余下来的保护补贴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能够彻底得到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就能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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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完成有赖于政府放弃赶超战略而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否则，政府不但难以放弃现有的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还有可能再创造出更多不符合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这样政府就难以从扭曲、干预市场的“拔苗助长型政府”转变为克服信息不对称、协调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的“因势利导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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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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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四、发掘理论创新金矿，推动学科全面发展，致力民族大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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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本书的内容，我们主要探讨了中国在近代由盛转衰的原因，以及此后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复兴民族大业所作的努力、所遭遇的挫折和取得的成就，并分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