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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附录一 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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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现代经济增长与现代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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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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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中提到中国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主要来自于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技术差距。在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最有名的学者是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他在研究中有一项非常有趣的发现：在前现代社会（工业革命前的社会）经济增长的特性是人口增加，经济规模扩大，但是人均收入却基本保持不变，这种增长属于外延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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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众多例子可以验证库兹涅茨的发现。例如，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者珀金斯（Dwight Perkins）所著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2]一书研究了从明朝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业的发展情况。他从中国2000多本县志中把各种有关生产、人口的数据逐一统计，然后拼成一幅完整的图像。根据他的研究，在1368—1968年这600年当中，中国的人口增加了10倍，耕地面积增加了5倍，单产增加了2倍。由此算出，粮食增产10倍，但是人均粮食产量却维持不变。在比较落后的农业经济中，粮食生产是主要的生产活动和收入来源，因此人均粮食拥有量就代表着实际的收入水平。人均粮食拥有量基本不变，就反映出实际人均收入水平也基本没有变化。这是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特性：人口增加但是人均产量并没有增加；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主要依赖于人口的增加；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相对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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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具有相应研究贡献的学者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他研究的领域包括从公元元年一直到现在的长期经济增长史。2003年我在哈佛大学参加了一个研讨会讨论麦迪森教授的一本新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3]。按照他在这本书中的估算，公元1500年（中国的明朝时期）中国的人口约有1.3亿。以1990年的国际货币单位为基础的国际元进行计算，15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600单位国际元，而当时欧洲是450单位国际元，中国人均收入高于欧洲。到了公元1820年（中国的清朝时期），中国的人口达到3.8亿，而人均收入同样是600单位国际元。这表明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依靠人口增加的外延性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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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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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的一个特性是人均国民收入会长期地持续地增加，当然人口数量也会有所增长。同样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后的情形与明清或更早的古代相比完全不同。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数是9.6亿，2001年中国人口达到12.8亿，增加了3亿多。在1978年，中国人均收入以人民币计算是379元。到2001年，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人均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是7081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按照1978年不变价计算，人均收入是2255元，个人生产的实际价值和产量相对于1978年增加了将近6倍。在公元1500到1820年的300多年漫长时间中，中国的人均收入基本未发生任何改变；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仅仅20年间，人均收入就增加了6倍。这就是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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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增长不仅带动了人均收入的增加，还使得人们的工作时间相应减少。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人是理性的，理性人除了追求收入的最大化外，还会尽可能地争取最多的休闲时间。收入增加会导致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这样就会促使人们不断减少工作时间以换取更为有价值的休闲时间。具体的例子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每周有6个工作日，而现在减少到5个。萨缪尔森在其所著的大学本科通用课本《经济学》一书中，写到这样一个关于工作时间变化的案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产业工人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星期的工作时间一共是60—70个小时；而现在美国工人一个星期只工作5天，每天只工作7个小时，一周的工作时间还不到40个小时。工作时间不断减少的同时人均产出却不断增加，根本原因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所以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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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讲中我们知道不仅投入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样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产业结构变化本身可以在技术变迁的过程中被诱导出来。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变迁在某个时期通常会集中在某个产业上。在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技术变迁集中于纺织业，然后转移到钢铁产业和机械制造业。到19世纪末期以后，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化工业，飞机发明以后就集中在航空、航天产业，到现在则是电子和IT产业。产业变化发展到现在，可以看到纺织业等传统产业的技术变化速度已显得较为迟缓，而相对的技术的发明创新最为活跃、最为集中的领域正是那些新兴的产业部门。尤其是在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产业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技术变迁速度。技术不是一直沿着一个产业的发展路径而不断更新变化，而是会随着技术变迁重点的变化引导产业的重点发生转移。新的技术可能创造出新的高附加值的产业，从而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就是说，技术变迁可以通过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作用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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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可以从需求变化的角度分析现代的经济增长。经济学中讨论收入变化与需求变化的关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收入弹性。人们对不同产品的收入弹性也是不同的。例如，对于休闲这一需求的收入弹性就非常高，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休闲的需求就会大幅上升。如果把消费产品分为农产品和工业产品，那么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就会相对较小，而工业产品的收入弹性则相对较大。如果收入增加10%，正常情况下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总需求也会增长10%，但其中对农产品的需求增长会低于10%，而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一般会超过10%。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因为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会不断下降，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产品收入弹性高的产业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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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农业部门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会不断地下降，因而政府相对地不重视农业的发展也被视为理所应当。但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便能看出，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必须同时重视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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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现代经济中，农业的相对比重会下降，但是对农产品需求的总量并不会下降，原因如下：第一，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只是小于1但并不是负数，所以对农产品的需求还会增加。第二，在现代社会，从一般的情况来看，虽然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在下降，但各地的人口总量还是在不断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总量也一定会不断增加。第三，收入增加以后，消费的食品结构会发生改变。通常在收入增加以后，对粮食的直接消费会减少，但对其他农产品的消费会增加。例如，人们对肉类的消费量会增加，而肉类的生产都是由粮食转化而来的。根据经验数字，粮食到肉类的转化率是一斤牛肉需要八斤粮食，一斤猪肉需要四斤粮食，一斤鸡肉需要两斤粮食。因此，虽然直接的粮食消费减少，但是间接的粮食消费会增加，粮食的总消费量依然在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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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部门所雇用的劳动力比重会逐步减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会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动。任何国家在开始现代经济增长之前，大部分生产活动都是农业生产活动，大部分劳动力也都集中在农业区。例如，美国在1870年，50%的劳动力是农民；而到1980年，农业劳动力只占劳动人口的2%；到了2000年，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低于2%。再如，日本在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人口的70%；1950年，日本还有48%的农业劳动力；而到1990年则只有6%。韩国、中国大陆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也有同样的趋势。从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看，1990年全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是69%，但高收入的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OECD国家在前现代社会中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主要的劳动力集中在农村，但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农业和农村劳动力的比重逐步地降低。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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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随着现代经济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会不断增加，而农业和农村劳动力却在急剧下降，这就需要农业的技术进步发挥超凡作用。从技术变迁的速度来讲，农业的技术变迁速度一直不亚于工业的技术变迁速度。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应该是农业部门，而不是在发达国家更具优势的工业部门，但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却忽视了这一点，以致在农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对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方面的问题可能会给经济带来重大打击，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重视发展工业的同时，也一定要重视发展农业，以及农业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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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二、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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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增长的潜力是否能够被挖掘，除了是否发生技术变迁以外，还在于是否有配套的制度作保障。例如，把一个新的高产品种引入到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农民可能因为市场、保险和金融等制度不完善而拒绝采用该技术。如果市场条件不好，增产的粮食卖不出去，粮食价格下跌，就会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形，造成增产不增收。此外，即使有有效的商品市场，如果缺乏好的金融制度，也会缺乏储蓄的方式。当农业减产的时候，虽然农民预期将来能够增产赚钱，但缺乏借贷的方法，农民的生活甚至生存就会因为金融保险市场的不完善而受到威胁，特别是当产量突然降低的时候，农民的收入水平会下降到生存水平以下。所以，为了使技术的潜力得以发挥，还必须深入了解当地的各种制度安排。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制度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完善的制度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这也是制度变迁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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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人为什么躲在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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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被认为非常重要的市场制度，早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就已经出现了某种雏形。按照一些人类学研究和小说的描述，在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某些原始部落，人们采用最原始的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易。在那些原始的地方，交易时双方通常不见面，如果人们生产有剩余，就有可能拿出去和别人交换。他们把物品放在路边的大树旁，然后人躲在树后，路过的人走过去，如果正好看到有他需要的东西，可能就会把它带走，然后留下等价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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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的人在交易的时候为什么躲在树后？原始社会的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是一个经济行为还是一个文化行为？一个通俗的讲法是原始社会的人非常怕生、害羞，所以要躲在树后不与人相见。但是，作为经济学家应该提出更好的经济解释。如果原始人不躲在树后，他就需要站在交易物品的旁边，直到有恰好需要这个物品的人从旁经过，并找到合适的物品来与他进行交换，这个过程也许需要三个月或者半年。这就需要把劳动力长期绑在一个地方，大大增加了交易的成本。原始人躲在树后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前来交换的人不知道他是否在旁边，这是用一种随机检查的方式来节约原始人自己的劳动时间。还有一种情形是东西被拿走了，但留下的物品并不与原物等价。为了防止这种情形的出现，就产生一些惩罚严厉的制度安排。按照一些描述，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如果有人把东西带走而没有留下等价的物品，物主会选择“千里追杀”。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因为追到“凶手”的概率非常小，所以要一追“千里”毫不松懈；二是一旦追到就一定要把对方杀掉。之所以需要施以如此严酷的惩罚措施，就是为了增加“违规”的预期成本以减少“违规”的概率。在这一点上，原始社会的人和现代的人一样聪明。其实这些方法在现代也有研究和应用。根据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研究[4]，政府如果要减少犯罪率，有这样几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增加警察的数量，这样会使罪犯被抓到的概率增加，从而使得罪犯的预期收益减少；另外一种方法不是增加警察，而是处以重罚，这样也能够使犯罪减少。而且通过加重处罚来减少犯罪的政府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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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剩余产品的增加，需要交换的东西也随之越来越多，慢慢的交易就开始采用比较固定的、文明的方式。例如，许多地方都有庙会。在庙会期间，剩余的产品就可以带来进行交换，从而形成了一个集中的交易场所。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交易活动也日渐频繁，农村中每月一次的集市最终形成了固定的市场。固定的市场形成的前提是生产的发展和剩余的增加，如果交易的产品非常少，设置一个固定市场就非常不经济。例如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地方政府纷纷设置商品交易市场，但是却出现了交易者与交易量都不足的情况。当时依靠知识分子的设想和政府的推动所形成的市场并不成功，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够。同样的市场交易制度，从躲在树后，发展到庙会和集市，再到每天都有的固定市场，制度不断地演化，但是变化背后的原因是能够进行交换的剩余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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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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