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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再来看中国人均收入长期不变的历史经济谜题，在明初以后的几百年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已经长期维持统一又相对封闭的封建国家，疆域内的资源条件基本上是固定的，这一时期技术变迁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和人均收入不变的经济规模的扩张。在上述谜题中，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也就是说，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福利都转化为了人口数的增加，而对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则贡献不大。这与现代社会的情况恰恰相反，在现代很多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已基本停滞，技术变迁对人均收入的增加有着极为明显的影响。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前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大多发生在农业部门，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则大多发生在工业部门。尽管技术变迁在两个部门都有发生，但是工业部门的技术变迁速度显然更快。技术变迁集中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就会导致不同类别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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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品主要为农产品，非必需品主要为工业产品。技术变迁会导致总的生产水平增加，因此对必需品和非必需品都会有一个正的收入效应。如果技术变迁集中于农业部门，农产品产量增加，必需品价格下降，对非必需品需求的收入效应为正，相对价格效应为负，所以以农业技术为主的技术变迁对非必需品需求的影响不大。同时，由于农产品属于必需品，必需品的收入弹性非常小，每个人的农产品需求量增加不多，但是养孩子的成本主要是作为必需品的农产品，只要农产品的价格降低，养孩子的成本就会降低。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人们对生孩子的需求不管从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来讲都是正的，其结果自然是人口增长，而非必需品和必需品的人均需求均没有太大变化。从1369年到1957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增长了1倍，耕地面积增加了5倍，人口增加了10倍，人均粮食产量却没有发生变化，原因就在于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以养人为主的农产品这种必需品上。这是前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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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品一般属于非必需品。在现代社会，技术变迁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导致非必需品变得相对便宜，对非必需品的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都是正的。也就是说，以工业产品为主的非必需品的技术变迁的结果必然是人均非必需品消费的增长，即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以必需品为主要成本的养孩子就变得相对昂贵，所以从相对价格效应的角度来说，对养孩子的需求就会减少。虽然技术变迁对养孩子的收入效应是正的[1]，但如果相对价格效应比较强，人口增长的速度就会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因此，当进入现代社会，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时，经济增长就表现为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张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增长率则表现为先增后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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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方式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前现代社会没有技术变迁，而在于前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而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并由此导致对必需品、非必需品和养孩子的相对成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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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二、谜题二：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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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欧洲的面积大致相当，分别是960万平方公里和1040万平方公里，但以2004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人口数为12.8亿，欧洲则为7.3亿，中国的人口总量将近是欧洲的2倍。中国的人口数量多主要是因为人口密度高，这不仅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东亚国家的特色。例如，日本的人口数量超过1亿，朝鲜和韩国的人口数量之和也有8000万，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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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亚地区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高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假说。一种是文化差异说，认为中国人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于传宗接代的需要有早婚早育的传统；而且对生儿子非常在意，通常要多生几个，因为一个儿子可能会中途夭折。这些早生多生的观念导致中国人口众多。另一种是宗教因素说，比如东亚的宗教都限制堕胎等。以上两种假说是从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进行解释的，但是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东部的人口密度大于中西部的人口密度，以及为什么汉族地区的人口密度大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密度，等等。如果是宗教的因素，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曾经是同一个国家，都信奉相同的回教，应该有相似的人口密度。但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1999年孟加拉国平均每平方公里有981个人，而巴基斯坦只有175个人，孟加拉国的人口密度是巴基斯坦的5倍，同样宗教的国家在人口密度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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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不同地区人口密度的差异主要与不同地区的养人成本有关。养人成本越低的地方，通常人口密度就越高。中国的地理特征是西部高东部低，西部地区最高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到东部沿海地区海拔则在几百米以下。这种地形条件受到太平洋季风的影响，使得中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5—10月。农作物的生长需要水分和温度两个重要条件，中国每年的5—10月正好是“雨热同期”，特别适合粮食尤其是高产水稻的种植。欧洲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但在欧洲文明起源的希腊、罗马等地，雨季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正是温度较低的时候。降雨与高温不同期，因此欧洲比较适合小麦与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不同作物的单产有很大的不同，中国1952年农作物的单产，水稻是每亩产161公斤，小麦是49公斤，玉米是90公斤，高粱是79公斤，小米是78公斤，甘薯是126公斤。水稻的单产是小麦的3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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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种适合种植水稻的地区，同样的面积里粮食产量较多，以粮食作为计价单位来计算，养人成本较低，养人数量较多，人口密度就会较高。欧洲适合种植小麦和发展畜牧业，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较低，以粮食作为计价单位计算，养人成本较高，单位面积所能供养的人数就较少。因此，欧洲的人口密度和总量历来就比中国低，大约只有中国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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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虽然曾属同一个国家拥有同一种文化和宗教，但孟加拉国适合生产水稻，人的生存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孟加拉国的人口密度就特别高。巴基斯坦比较干旱，适合生产小麦，所以人口密度就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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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中国的人口总量为什么到明朝以后突然急剧膨胀，从几千万快速膨胀到三四亿。原因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玉米和甘薯两种新的农作物引入中国。玉米的单产比小麦高出很多，按照以上的数据，小麦的单产是49公斤，玉米是90公斤，甘薯的单产更是达到126公斤。虽然它们的单产都低于水稻，但是甘薯在几乎任何地区都能够生长，原来不能生产粮食的地区也能够生产甘薯，这相当于一种技术变迁。粮食供给增加，导致粮食价格下降，人的生存成本随之下降，所以人口就一直不断地增长下去。中国在历史上人口密度一直高于欧美国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气温适合于生产亩产更高的粮食作物，单位面积里养人的成本低，相等面积的土地能够养活更多的人，所以人口密度也就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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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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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内容讨论了中国经济史上的两大谜题。首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和其他国家之所以人均收入长期没有提高，经济的增长表现为人口增长而人均收入不变的总量扩张，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变迁集中在农业，降低了养人的成本，技术变迁对于养孩子的相对价格效应和所得效应均为正，而对非必需品的所得效应为正但相对价格效应却为负，因此，技术变迁的结果就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要打破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有以非必需品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的引进，这只有在工业革命以后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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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历来人口密度高、人口总量大，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和其他一些东亚地区的特殊地理和气候条件，雨量集中在温度条件好的3—10月。这种温热条件适合于高产的水稻作物生长，因此单位面积里以粮食计价的养人成本低，人口密度高，人口总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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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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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dison A.，The World Economy，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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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s D.H.，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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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是，如果收入增长伴随着金融、保险等制度的变迁，父母自我储蓄养老的能力增强，那么，收入增长可能会因为养儿防老的需求降低而减少对养孩子的需求。这可能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收入增长和人口增长之间会有一个倒U字形曲线关系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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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附录三 全球经济失衡、储备货币及全球经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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