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494470
1704494471
任何人只要细读我2002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和从《中国的奇迹》到以后出版的《充分信息与国企改革》《中国经济专题》《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等一系列著作，就可以了解我在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把我的主张简化为不需要制度改革是严重误解。
1704494472
1704494473
关于第二点，我国在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腐败等一系列问题是否就是没有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的结果？是否就证明了“后发劣势”观点的正确性？未必！原因是根据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研究，在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试图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我国广受诟病的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也同样存在，而且，和我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些现象的产生不在于我国没有按“后发劣势”的观点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
1704494474
1704494475
在《中国的奇迹》和《解读中国经济》等著作中，我分析、预测到，由于我国推行了双轨渐进式改革，为了给违反比较优势、不具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大型国有企业，以压低各种要素价格或是市场垄断的方式给予保护、补贴，就会创造制度租金，就会有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双轨制改革引起的，解决这些问题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在条件成熟时，深化市场改革，把各种要素扭曲消除掉。苏联和东欧国家虽然进行了“共和宪政”的改革并采用了“休克疗法”，但是为了避免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业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或是因这些企业是国防安全和国家现代化所需而不愿让其破产，在休克疗法消除了旧的补贴以后，又引进了新的更大、更隐蔽的补贴，结果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现象也就愈发严重。所以，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进行共和宪政改革，而在于有没有保护补贴所形成的制度租金。
1704494476
1704494477
我和小凯争论的核心其实在于：第一，共和宪政是否就是最优的制度安排？第二，是应该采取休克疗法把各种制度扭曲都一次性消除掉，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后发劣势”，还是应该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边发展经济边改革完善制度？
1704494478
1704494479
对于前者，小凯和萨克斯等合作者认为英美的共和宪政是最好的体制，所以，为了推行共和宪政，小凯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值得支持的。他也把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金融危机作为日本没有推行英美共和宪政的结果。但是，美国在2008年也爆发了金融危机。同时，欧洲有许多国家没有采行英美的宪政体制，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政府清廉程度等却高于英美，亚洲国家中唯一收入水平高于美国的新加坡也没有采行英美共和宪政体制。和我国同样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的印度虽然有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但是印度的经济发展绩效一直低于我国。《国富论》中斯密记载了英国在18世纪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哈佛大学Glaeser和Saks教授在2006年的研究也发现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的腐败普遍化程度不比我国现在低。这些事实证明，小凯认为英美共和宪政是最优制度安排的看法只是理想条件下的臆想，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1704494480
1704494481
对于第二点，小凯主张在转型过程中先难后易，先推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等建设完理想的制度体制再来发展经济才能避免“后发劣势”。但是，实际的结果是否是这样？现在回头来看，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仅没有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而且如前所述，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的许多研究一再发现，出现于我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在这些国家同样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1704494482
1704494483
我不知道12年后的今天小凯若是有生，在这些事实面前是否还会坚持我国应该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以克服“后发劣势”，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宪政体制建立起来后再来发展经济。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倡导“休克疗法”最力，和小凯一起发表了引发我与其商榷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的萨克斯的观点显然是变了。今年3月他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时，接受了李稻葵的访谈，在访谈中他高度赞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认为“这在人类经济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对于中国当前的挑战他则认为：“国与国之间很难相互比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在2005年出版的《贫困的终结》一书中他则高度评价中国的减贫成绩，大力向非洲推荐中国的发展经验。
1704494484
1704494485
1704494486
1704494487
1704494489
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三、中国经验的解读
1704494490
1704494491
在复旦大学的争论和后来的媒体评论中，多数参与者认为，过去35年中国的增长绩效是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的竞争秩序框架所取得的成果。以此证明市场的重要性，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超过“保护产权、加强法治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1704494492
1704494493
显然在争论中多数学者把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搞混了。就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而言，不管是发展绩效好还是发展绩效差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都必然减少，否则，就无所谓的转型可言。问题是，是否政府的干预取消得越彻底，经济发展的绩效就越好？从苏联、东欧和拉美、非洲国家的经验来看，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经济崩溃、停滞后，目前大多仍然危机不断；拉美国家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虽然有不少像智利那样，各种市场自由化的指标都很超前，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改革的模范生，但是，经济绩效改善有限，普遍仍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所以，不能因为在我国的转型过程中确实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少，就认为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胜利。
1704494494
1704494495
同时，我认为在我国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像媒体上所评论的那样，认为这些政策不需要改革。
1704494496
1704494497
首先，如果像维迎认为的那样，除了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显然在这三点上我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外，我国政府的其他政策都是错误的，那么，我国怎么能够维持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创造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严重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何谓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以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以先验的标准来评定，从这些成绩来说，应该肯定我国政府过去35年采取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
1704494498
1704494499
维迎等人之所以认为我国绝大多数的政策是错误的，实际是因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没有按照西方的主流思潮来进行。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曾说：“经济学界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该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当时认为我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制度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制度”。但是，这种被普遍认为错误的渐进双轨制改革，却让我国维持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1704494500
1704494501
可是，过去正确的政策并不代表现在就不需要改革，因为条件在不断变化：过去以价格扭曲和市场垄断来保护、补贴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是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现在，经过35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极端短缺，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变得符合比较优势，再给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以保护和补贴，对稳定经济没有必要，只加剧了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因此就需要与时俱进地推行改革。那些通过我主张政府过去35年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就推论我认为我国政府过去推行的政策不需要进行改革的人，显然没有理解我过去的一系列著作以及在复旦大学的主旨演讲中所做的论述：“随着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原来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要消除腐败和收入分配扩大化，就必须把保护补贴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
1704494502
1704494503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到底有没有一般意义？在2002年的争论中，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共和宪政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主张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者把中国过去35年的成绩都归因于向自由市场制度的回归，把存在的问题都归因于向市场制度的转型还不彻底。按照这种说法，我国这35年的经验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有的也仅是负面的教训。可是，问题是那些彻底按自由市场制度的要求来改革的国家，我国的快速发展它们没有，我们存在的问题它们也都有，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少数几个在转型中发展绩效比较好的国家也都和我国一样推行的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包括越南、柬埔寨和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改革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等，都推行了这种所谓的“最糟”的转型策略。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客观地了解上述两种转型绩效差异背后的原因，而不是教条主义式地把与先验理论不同的经验都认为是没有价值的经验。
1704494504
1704494505
转型中国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消除存在于经济中的各种制度扭曲，建立完善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点我与小凯和维迎是有共识的，不同的是对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的认识。在小凯和维迎的框架中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是外生的，所以避之唯恐不及，去得越快越好。我也认为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是有代价的，但也是内生于保护补贴因违反比较优势而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的，所以，我认为渐进双轨的改革既能维持稳定，又能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取得快速增长，并为改革原来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制度扭曲创造条件，因此，渐进双轨的改革是在局限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1704494506
1704494507
按维迎和小凯的意见，中国的改革取得的成绩是没有一般意义的。不过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许多因政府过去的错误干预所形成的违反比较优势、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存在，并且有许许多多的扭曲，因此，在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中，我们认为我国的这种务实的、能够同时达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转型策略对它们来说是值得参考借鉴的。到了世行工作以后，我发现目前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家的制度改革也都很不到位，这一点让我更加相信我国和其他发展绩效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虽然违背了主流的理论，但总结其背后的原因，对启发其他发展中国家改进其发展绩效至关重要，中国的转型经验是有一般意义的。
1704494508
1704494509
1704494510
1704494511
1704494513
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四、回归亚当·斯密到底回归到什么
1704494514
1704494515
在复旦大学的会上维迎和我都主张我们在讨论政府的作用时，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是要回归到什么？维迎主张回归到他所总结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也就是他认为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我则主张回归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国富论》的完整书名上所昭示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704494516
1704494517
为何我不主张回归到斯密提出来的观点，而主张回归到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首先，认为政府的责任只在维护“自由的环境、法治和保护产权”是否完整地、全面地总结了斯密的观点？显然不是，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中对政府责任的描述还包括“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办理或维持。并且，随着社会发达时期的不同，执行这种义务的费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斯密还认为：“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等公共工程。”世界银行在二战后成立，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后，转而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企业家的责任，应该依靠市场，而不应该依靠政府来建设，世行负责基础设施的部门被撤销。结果过去三十多年，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除了易于收费的移动通信有私人企业投资外，基础设施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到处成为发展的瓶颈。
1704494518
1704494519
其次，即使有了完整的斯密的观点是否就足够？显然也不是，因此，维迎自己在小凯的追思会上演讲的题目是“修正的斯密模型”，把熊彼特重视企业家精神的主张也添加进来。但在复旦大学的会上当我提出斯密的观点来自对工业革命以前西欧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现象，不能简单照搬《国富论》里的观点时，维迎回答：“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犯错误的。比如说日心说，其实古希腊人就提出来了，后来被否认，一直到哥白尼才得到认同。经济学更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不能说因为亚当·斯密那时候不具有现代的技术，他的理论就比现在的更差。”显然他这个回复和他的演讲“修正的斯密模型”的精神是相左的。
[
上一页 ]
[ :1.7044944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