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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不改革的症结在于改革动力不足。在当前形势下，我觉得至少有三个重要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改革动力。首先是权力集中和改革之间的矛盾。中国早期改革的特点是分权，把权力分到地方、企业和社会，让它们去执行改革。但现在的改革不一样，需要集权。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力集中，很难克服庞大的既得利益的阻力。同时，改革也需要有人担当和负责，改革是一种责任制。责任制表明各级主要领导人要把改革责任担当起来。根据这两个需要，在中央层面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省一级政府也成立省级改革领导小组，由省委书记来担任。但集权又会影响改革的执行。从前的改革是分权式的，大家已经习惯了，现在要进行集权式的改革，就觉得不习惯了。很多领导和政府官员因此对改革并不热心，好像改革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主要领导的事情。一些人的心态是：“反正权力都在你手里，那么你去改革吧！”所以，一定程度的集权化和责任制是改革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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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今天的改革与反腐败同行。改革需要反腐败。腐败盛行，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出现问题。如果社会不信任政府官员，那么政府即使推出最好的改革方案也会无济于事。不过，客观地说，反腐败对改革也有些“负面”影响。各级干部官员中，一些人现在心里不定，担心自己会出事情。于是，一些干部就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在反腐败的同时，各级政府也在建立一些预防腐败的机制，总体上说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因此，一些省份就开始搞权力的“负面清单”，明确规定干部官员不能做什么。但是如果这张“负面清单”过长，领导人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例如，个别省规定，省主要领导人不管财政、人事、项目等等大权。改革当然不能和腐败等同起来，但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常见的腐败现象。我们对腐败还没有科学的界定。如果不对腐败做科学的规定，那么要各级领导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对腐败做科学的界定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相对独立的司法和纪律检查体系，法律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改革的另一个前提是反腐和纪律检查体系进行改善，让法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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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改革”的风险也来自改革的主体没有明确。改革的顶层设计由中央来做，但在大部分领域，尤其是地方、企业和社会层面的改革，中央并不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主体是地方、企业和社会。因此，如何发挥地方、企业和社会的积极性是改革实施的关键。现在大家在宣讲改革。不过，历史地看，改革不需要做很多宣讲，要做很多宣讲的改革就很难做好。20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农村自治制度的建立，90年代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革，都没有什么宣讲，地方、企业和社会各方面自己就动起来了。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都是集权的改革，照理说这很困难，因为要把财权和金融权从地方集中到中央来。但当时的改革采用有效的策略也成功了，而且也没有做多少宣讲。那么，为什么现在计划好的改革和改革的主体都动不起来呢？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从前的这些改革主体现在已经演变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了。这话说得也对，但既得利益群体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改革的不可能，八九十年代既得利益群体也是存在的。这是改革的策略问题。所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都没有向新利益倾斜。没有新利益的出现和成长，改革者的权力再大，也不足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其实，这些新利益已经初见端倪。未来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就是让这些新的力量，例如网络社会、私营企业和新兴中产阶层，在国家主导的改革中扮演更为积极活跃的角色。成功的改革需要中央的规划和引导，也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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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改革的问题错综复杂，但对改革者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尽快把改革运作起来、执行下去，并且能够使老百姓获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需要全面改革，但找到突破口更为重要。如果能够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中找到少数几个突破口，进行攻坚战，那么在短时间内中国的改革格局就会发生根本上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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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收的文章都是我近年对于改革问题的一些新的思考。正如本书主题所示，这些思考涉及中国问题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当前改革的困难和未来的路径选择。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现在正站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面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中国过去的改革都只是更深层次、更全面的改革的铺垫，而我们现在真正进入了改革的攻坚期。我不提倡以西方为模式的激进改革，但我更担心改革因动力不足而陷入僵局。虽然改革困难重重，但我还是主张温和的庖丁解牛式的改革路径，通过开放新的空间来改革旧的体制，通过培植新的利益来克服既得利益，通过释放社会和地方的潜力来化解官僚体制的惰性，通过保护社会来促进社会转型。这只是我个人这些年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一些想法，这次整理出版，意在和读者共同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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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感谢时间玫瑰的张万文和中信出版社的黄维益，还有其他参与这本书编辑的人员，没有他们的辛勤努力，这本书不会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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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170449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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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第一部分时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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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170449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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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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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次的三中全会都是要鉴别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把改革往前推进。历次三中全会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简单地说，问题有两类，一类是目前或者今后一段时间里必须加以面对和解决的，一类是中长期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同样，答案也是两类，一类是面对和解决目前问题的行动纲领，一类是如何实现既定中长期目标的路径。面对一个特定的问题，人们可以找到不同的解决方法，但使用不同的解决方法，就决定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中全会不仅要辨别和鉴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要决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只有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起来考量，才能实现改革和发展的有序稳定。不顾方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而经常会恶化问题，最后造成巨大的危机。改革是要解决现实问题，避免现实问题继续恶化而演变成危机，但改革者同时也必须避免因为不当的改革而造成新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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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类似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即改革的方向问题和改革的行动纲领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执政党结束“阶级斗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十四届三中全会则是实施十四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十八届三中全会除了继续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方向之外，更多的是在这个方向的构架内追求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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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坚持既定的方向，还是追求实现目标的行动纲领，都不能只停留在话语层面，最终必须体现在制度层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内容涉及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现存体制的改善和改进问题，包括经济方面的基本经济体制、税收财政、金融、土地制度、城乡统筹等；政治方面的基本政治体制、法制、行政体制等；社会方面的基本社会制度、社会保障、教育、社会治理等。另一个大方面是体制创新问题，最显著的就是决定设置两个新的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中，体制的改善和改进是为了打造升级版的体制，而体制的创新则是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和解决新的问题。再者，无论是体制改进还是体制创新，都是要解决好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重大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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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强调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体制的废除。在一定的时候，体制的废除甚至远比改革和创新来得重要。任何体制都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变化了，体制必须发生变化，这就是改革和改善。不过，也有很多体制完全不适应时代的变化，就要即刻废除。如果不废除，就会变成“负体制”，就是该体制不是帮助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这次全会决定废除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劳动教养制度”就是典型。实际上，清理旧体制，废除那些已经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也应当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和创新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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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决定》涵盖了很多方面，但重点还是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或者说其他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归入这三大方面。三大方面被给予的重视是不一样的，经济方面可以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中之重，占了分论中14条的6条，而政治方面占3条，社会方面占2条。（其他，文化方面占1条，生态方面占1条，国防和军队方面占1条。）这种分布很明显表明了中共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同时，这种安排也反映了执政党的思维方式，即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在所有的改革中，经济改革要先行；在体制改善和提升方面，经济体制也要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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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基本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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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要回答哪些经济领域的问题呢？在经济领域，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000美元的水平。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打造升级版的经济体，把自己从中等收入社会提升为高收入社会，但升级版的经济体需要升级版的经济体制来支持。如何打造升级版的经济体和升级版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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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涉及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中国需要确立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计划经济之后，中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很显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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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所有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西方也面临这个问题。尽管西方各国也有不同的经济制度，但总体上说，西方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市场，市场的范畴大于政府的范畴。虽然政府也要监管市场，但政府本身也必须符合市场原则。我们可以把此称之为“（市）场内政府”，即政府被市场所包含。在“场内政府”的情况下，如果市场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没有能力规制和监管市场时，西方经济制度的运作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经济危机。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中国经济制度的核心往往是政府，政府的范畴大于市场的范畴。尽管市场也存在着，并且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市场很难挣脱政府给予的空间。我们可以把此称之为“（政）府内市场”，即市场被政府所包含。在“府内市场”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市场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功能时，经济体制的运作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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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政府”和“府内市场”这两种体制都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单纯的人为选择。“场内政府”体制可以把市场体制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从而最大程度上创造财富，但在这一体制下，市场经济挣脱政府的制约而导致经济危机，导致财富的巨大损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各国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政府如何建设有效的市场监管机制。在调节经济方面，西方政府现在所能用的就是货币金融和财政体制。不过，各种因素例如利率趋于零和政府债务过大等，也经常会使得这些手段无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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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内市场”体制可以把政府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政府可以动用包括市场和行政力量在内的因素来追求财富，但在这一体制下，政府往往对市场构成过多的有效制约，甚至扼杀市场，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导致财富的浪费。较之“场内政府”，“府内市场”体制具有更多的经济手段来干预市场。例如，除了货币金融和财政体制，中国还具有一个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这个部门往往被政府用来调节经济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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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决定》所强调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表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推动不同产权的企业发展，并且“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不过，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府内市场”体制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并且政府可以随意取代市场。这在过去的20多年里，表现得非常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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