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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这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所必需。但是，在进行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同时，也需要大力进行社会建设。历史上看，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最有效的机制，但市场本身保持不了财富。财富流失是今日中国的普遍现象。西方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来培养庞大的中产阶层，但亚洲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只花了30来年的时间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这些经济体，都是靠市场经济取得发展，也是靠社会建设来培养和扶持中产阶级的。不过，亚洲这些经济体远比欧洲成功。欧洲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才开始搞社会建设。但亚洲这些经济体则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花大力气搞社会建设，才避免了转型期间的暴力，保证了平稳的转型。在所有这些经济体，用法制和法治来保障财富，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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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蛋糕才能分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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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过，没有政治改革，不仅经济改革不能深化，而且经济改革所得的成果也不能得到保障。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应验了邓小平的预言。很多年里，各级政府官员中间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横行，把各种财富（青山绿水、好空气、好土地、好身体）转化成了GDP，制造了巨大的GDP流量，但是没有能够保持得住。中国大量的财富通过GDP机制流失到国外，成为其他国家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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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之后的30多年里就建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产阶级仍然非常小。财富分配不公和财富流失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如果光强调市场经济，不重视社会建设，最终必然会出现大问题。要稳定有序地发展，必须法治和社会建设一起来搞。在一个高度贫富分化的社会，法治就没有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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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还有一个机遇问题。社会建设需要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支持。从各国经验看，早期必须是经济发展优先。没有经济发展，积累一定的财富，社会改革不可能。也就是说，先要做蛋糕，做大蛋糕，然后才能分蛋糕。各国的社会改革都发生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一旦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社会改革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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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在正是社会改革的机遇期。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20来年的高增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即使近年来经济增速减小，但维持比较长期的中速增长是有可能的。这是社会改革的最佳时期。等到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即使政府想搞社会改革，也会无能为力。实际上，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取决于社会建设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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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如果说“市场化”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词，人们也必须区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社会领域的市场化。市场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比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关系到全体国民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不能过于市场化。而且，以往正是这些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才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失衡。不能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混同起来，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这些社会领域依旧需要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可以也必须引入市场机制来提高服务供应的效率，但这里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全然不同。要把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各自与市场的关系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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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所展示的改革路线图还是以经济改革优先，社会改革尚未提到头等议程上来。尽管没有经济改革的顺利开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改革自然难进行下去，但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表明，必须把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一句话，中国要选择19世纪的欧洲模式，还是要选择“二战”以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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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看，社会组织建设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力量必然壮大。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在满足了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之后，必然产生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尽管中国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展和强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极其重要，但也必须尽快把培植社会力量、建设社会伙伴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社会不仅可以自我管理，而且也可以帮助政府提供社会服务。但如果不强调社会组织建设，甚至压制社会力量的崛起，反而会演变成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敌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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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170449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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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第二部分改革动力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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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十八大与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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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和稳定曾经是中国改革路径的理想状态。通过改革尤其是体制的改革得到发展，而改革和发展则为社会稳定创造坚实的基础。但现在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很多方面表现得很糟糕。“无改革”已常态化，发展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曾经有过长时期的高增长阶段。高增长主要是过去改革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结果，是收获。但如今收获阶段已经过去，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革，就会很难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社会稳定更是面临严峻的挑战。城市、农村和流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农民工，所有社会群体中都存在着很明显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出现机会，各种抱怨声和抗议声就会突然爆发出来。无论经济、社会还是政治，各方面都显现出不确定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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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路怎么走？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乐意不乐意，要发展和进步，最终还是要回到改革的道路上来。海内外对中国道路或者未来的中国已经有诸多预测。如果“不改革”或者“改革不动”的情形再继续下去，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当然，理想地说，无论是苏联道路、激进变革和革命都是需要努力加以避免的。而权威主义的治理方式也难以为继。要预防所有这些情形的出现，就是要回到改革道路。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应当是一条改革的道路，而不应当是一条不改革的道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道路”是以往改革的产物，这条道路是否可以持续，就取决于进一步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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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选择改革，中国可以选择那些改革道路呢？无论从中国自身的改革经验还是国际经验来看，未来的中国改革道路存在着至少三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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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选择是欧洲道路。为什么是欧洲道路？长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被视为是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这样。东亚模式，主要是早期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起到的作用，远比东亚其他经济体更为重要。不过，如果从社会发展来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更类似于欧洲道路，而非东亚道路。早期欧洲道路所呈现的是一种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对资本毫无节制，而对社会则毫无保护。原始资本主义之下的社会，就是当时的马克思、狄更斯、雨果等作家所描述的“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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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会演变成欧洲早期的发展模式呢？这不是因为中国的左派所一直认为的是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所致，而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及其变型的结果。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的新自由主义，其强调的是经济效率。“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公共部门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张而扩张，很多经济部门官僚化，严重损害了经济效率。因此，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执政期间，西方一些国家努力推动公共部门的私有化。私有化在一些企业部门，例如铁路私有化得以推行，但在社会性很高的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私有化要不被抵制，要不没有什么进展，甚至遭到完全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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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高峰时期，不可避免受到这种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从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在引导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扮演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有了中国变种。人们把新自由主义简化成为GDP，也就是平常所说的GDP主义。在国有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强有力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的市场化；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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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攻城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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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新自由主义首先进入医疗领域，使得这个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其主体医院、医生、制药商成为暴富者。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当时的人们把应付危机仅仅理解成为维持高GDP增长，结果导致了教育领域的产业化。在中国的传统中，家长为了下一代，可以不顾一切投入。尽管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提倡过或者承认过教育的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产业化成为应付危机的一个有效手段。今天，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产业化性质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又攻克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领域，即住房，导致了住房的产业化，房地产成为中国的经济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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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努力不少，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建树。但这些努力远远抵消不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重大社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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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的结果就是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在欧洲并不难理解。工人阶级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社会主义运动曾经给欧洲带来大规模的动荡和暴力，“一战”、“二战”的发生也和社会主义运动不无关系，因为欧洲当时的统治者，都期望用民族主义运动来抵消或者冲淡国内的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也带来了欧洲的进步，那就是欧洲从原始资本主义，逐渐开始转变成为比较人性的资本主义，或者后来人们所说的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