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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特区也解决了一个如何吸引各国“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的问题。中国强调要学习各国先进的经验，也就是最优实践，但这并非易事。当国外的最优实践和现存体制利益不一致时，必然遭到现存体制的排斥和抵制。这道理和我们所讨论过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排斥和抵制是一致的。因此，要学习外国的最优实践，必须创造新的制度空间，特区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功能。在特区之内，不仅不同方面的最优实践可以学，而且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己来组合不同的最优实践。中国很多方面的体制创新，尤其是经济体制，都是先在特区实践，这本身就表明特区在体制改革方面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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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也解决了很多经济体制层面的问题。在一个宏观的层面，中国的经济特区建设不仅仅是特区本身的事情，而且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或者“排头兵”。实际上，这也是改革者的“顶层设计”，即通过特区建设来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尤其是地方领导人，仅仅把特区看成是特区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这是没有理解特区的本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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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和经济特区是分不开的。概括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就是80年代的“请进来”的政策。“请进来”就是把自己的国门打开，让外资和外国技术进来。“请进来”，也就是原始资本的进入，这一步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步，改革和开放就很难成功。很多国家都试图实行开放政策，但外资仍然不进来。如前面所说，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在80年代，首先进入中国的是来自港、澳、台的华人资本，也有少量的来自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资本。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新一波发展过程中，来自日本、韩国的资本大量进入，欧美资本仍然很少。欧美资本的进入，主要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早期华人资本的技术含量比较低，后来进入的欧美资本的技术含量则较高，但如果没有早期的华人资本进入作为基础，也很难有后来大规模的发达经济体的资本的进入。无论是什么样的资本，经济特区始终是它们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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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走出去”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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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接轨”概念指引下的开放，主要是90年代围绕着加入世贸组织所展开的。接轨就是要改革国内的体制和现行国际通行的一些体制接轨。接轨来自两方面的动力。从外部来说，是来自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要求。如果要加入这些组织，就必须改革国内现存的体制。从内部来说，就是改革者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改革原来不合理的体制。没有这两种动力的结合，接轨便不可能。特区在这个过程，同样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特区因为受传统体制的制约较少，比较容易和国际通行体制接轨。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特区直接采用了国际通行体制。接轨创新或者改善了特区的体制，而特区体制又转而在国内产生扩散和复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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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从21世纪以来的“走出去”阶段。正是因为前面两个阶段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在短短20多年间，从一个资本严重短缺的经济体，提升成为一个资本过剩的经济体。和任何资本一样，中国的资本也必然会走向那些可以获取更多利益的地区。中国现在“走出去”的主体，主要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但实际上，民营企业的“走出去”，从长远看来更具有可持续性。国有企业“走出去”，尤其是走向西方国家，困难重重。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各种困难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与此不同，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尽管规模不能和国有企业相比，但它更有效。同样，特区在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方面提供了一个平台。较之其他领域，特区本来就和国外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可以说，特区是中国民营企业和国际市场的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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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建设为中国提供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现在，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开放，继续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继续“请进来”、在继续“接轨”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走出去”成为国际事务的一个主要角色。不过，到了今天，人们对诸如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在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世界新一波全球化刚刚开始，中国的开放政策本身，也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到今天，尽管这一波全球化仍然进行，但人们已经可以从全球化过程中，学到很多的经验教训了。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但也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同时，这一波全球化在为各国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世界的不公平性。一些国家从全球化过程中大幅受惠，另一些国家则是受损；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而另一些国家则越来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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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因为全球化，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些社会群体因为全球化而变得越来越富裕，而另外一些群体则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对）贫穷。如果继续全球化是必然，人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继续受惠于全球化的同时，能够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中国下一波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尤其是像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一句话，新的特区应当具有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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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以开放促改革的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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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通过建设自己的自由贸易区来增加国际竞争能力。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一句话，既要超越自己的经验，也要超越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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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范围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很多国家也设立了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等特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总体上说，那些接受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实践的国家与地区，特区的意义并不是很大，也没有出现过像中国那样大规模的特区建设。特区主要发生在像中国那样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为了克服现存体制对发展自由贸易（这里指的是广义上的，也包括投资）的阻力。中国的特区发展到今天，人们可以说，特区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开放，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最终实现自由贸易。这个过程其实和西方的历程相差不多。说穿了，特区是中国实现自由贸易的一个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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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发展和自由贸易分不开。自由贸易有助于发展，这是历史的经验。当然，发展既带来人类所期待的价值，也会带来人类所不期待甚至要避免的负面影响。人们经常对自由贸易做主观的道德判断，但实际上，自由贸易问题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无论人们喜欢是否，它都会发生。道理很简单，发展需要开放，需要自由贸易。如果说，人类的很多自由价值例如宗教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到今天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但经济自由则因为一波接着一波的全球化而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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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各种形式的帝国可以说是第一波大规模全球化的主动力。帝国为了土地和人口而扩张，征服很多地方化的小国家。这样，在帝国之内的自由贸易便开始了。西方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全球化。在经济方面，民族国家意味着统一的民族国家市场，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资本。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这一点马克思看得非常清楚。民族国家的资本到处扩张。在这个过程背后就是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国家权力辅助资本的扩张，这对民族国家内部来说，是一场双赢游戏，既有利于资本，也有利于掌握政治权力者。两者的结合就是人们后来所看到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有效地推动了其所到之处的经济社会变革。帝国主义方式给很多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从今天看来，帝国主义的方式可以谴责，也是可以避免的，但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帝国主义时代通过资本扩张也客观上造成了自由贸易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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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习的是欧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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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于国家力量，资本到处扩张。一些国家受害，另一些国家受惠。在亚洲，日本是第一个主动通过借用外力来推动国内改革甚至重建的国家。在日本被美国打开国门之后，日本的精英们认识到西方形式的国家和资本已经不可抵挡。对日本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要抵制西方的冲击，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抵御西方国家。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精英也意识到，西方形式的国家和资本并非对日本不利；相反，它们有助于日本国家的再造。明治维新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日本主动开放的局面使得其有能力结合西方制度的长处而避免了西方制度的弱点。日本尽管被美国打开国门，但并没有学习美国的制度，而是学习欧洲，主要是德国和英国。也就是说，主动开放使得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强国。日本的第二次开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当时有美国占领的因素，但基本上可以视为是日本开放传统的继续。虽然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但战后的开放政策很快使得日本复苏和重建，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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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也是通过开放促内部改革和发展的。这些经济体都是外向型经济体。尽管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较之西方国家扮演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总体上是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的。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政府干预经济，但干预经济的目标并不是阻碍市场经济；恰恰相反，政府的干预就是为了更快地促成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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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对外开放促内部改革，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中国，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背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社会，一旦稳定久了，没有大的伤筋动骨的危机，各方面的利益就会高度制度化，每一个体制背后都会是庞大的既得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早就论证了这个道理。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这本书中，通过把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四小龙”等经济体做比较，他发现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经济发展迟缓，而当时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发展迅速。他的一个观点是，一个国家，和平的环境久了，既得利益就强大起来，最终演变成阻力。而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因为有战争等因素摧毁了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有能力摧毁既得利益，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反而很迅速。这里引述这个观点并不是说，要摧毁既得利益，人们需要战争和大规模的冲突。实际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说明，对外开放同样可以为内部改革创造巨大的动力。正是这个因素促使着今天的西方政府仍然恪守自由贸易原则。西方政府对自由贸易的推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简单信仰自由贸易原则，更是因为自由贸易可以触动内部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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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贸易上，今天的西方面临一个困局。传统上，西方一直是鼓吹自由贸易的，也一直是推动自由贸易的主动力。如前面所说，为了自由贸易，西方不惜动用国家力量甚至军事力量来辅助资本力量。无论是帝国主义的模式还是殖民地主义的模式，西方都从自由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了。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并且是在西方所建立的体制框架内的崛起，西方的比较优势（自由贸易的第一原则）已经大不如前。相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其优势显现出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通过制造业而进入国际市场。现在的情形是，尽管从人均国民所得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已经俨然成为贸易自由的最大推动国。相反，西方则扮演起贸易保护主义的角色。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以各种方式不向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开放本国市场。第二，用各种理由禁止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进入本国市场。第三，不愿意甚至禁止本国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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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困难不仅是中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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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其实也存在着巨大的动力继续推动贸易自由。这里有外部地缘经济的因素，也有内部改革的因素。从外部地缘经济因素来看，未来的很长时间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势会继续优于发达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西方尤其是美国绝对不会放弃参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因为只有通过参与发展，发达国家才能获取巨大的利益。要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自由贸易仍然是最好的手段。第二是通过开放来推进内部的改革。体制改革困难不仅仅是中国现象，而是全球性的现象。发达国家的体制改革也面临既得利益的阻碍。欧洲、美国和日本等都面临改革不动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政府都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来克服内部的既得利益，推进内部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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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近年来美国力推TPP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的主要一个动力。TPP一般被中国解读为是美国要“围堵”中国的主要经济战略。不可否认，美国这样做的确是有地缘政治这方面的考量。不过，也不能忽视美国通过这种做法来推动内部改革的战略。TTIP更是这样。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就很难来解读。同样，日本加入TPP谈判不仅仅是为了制约中国，而且也是为了推进内部的改革。日本长期陷入经济滞涨。自从小泉纯一郎以来，每一任首相都是想改革的，但就是改革不动。这次日本想借用TPP来克服内部的既得利益，重构日本经济，希望借此来重振日本。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也都有这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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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等新特区的建设更具有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新特区置于国内和国际发展两个层面来理解。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就内部发展来说，建立新特区就是要通过开放来追求制度创新，从而促进内部改革。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但开放在国际层面的意义也不容忽视。简单地说，开放就是要增加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在全球化时代，国际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通过自由贸易（投资）的国际竞争更是激烈。尽管美国在力推TPP和TTIP，但这些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景并不明朗。在这些过程中，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才能避免被排除在外。不过，这个过程因为涉及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并非中国本身所能把握的。而像上海自贸区等新特区则是中国自己所能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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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中国要通过建设自己的自由贸易区来增加国际竞争能力。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一句话，既要超越自己的经验，也要超越国际经验。既不能通过简单地重复从前走过的道路，也不能简单地照搬他国的经验。中国只有通过更大的开放，实施升级版的开放政策，才能赢得新一轮开放政策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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