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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高峰时期，不可避免受到这种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从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在引导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扮演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有了中国变种。人们把新自由主义简化成为GDP，也就是平常所说的GDP主义。在国有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强有力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的市场化；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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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攻城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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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新自由主义首先进入医疗领域，使得这个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其主体医院、医生、制药商成为暴富者。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当时的人们把应付危机仅仅理解成为维持高GDP增长，结果导致了教育领域的产业化。在中国的传统中，家长为了下一代，可以不顾一切投入。尽管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提倡过或者承认过教育的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产业化成为应付危机的一个有效手段。今天，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产业化性质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又攻克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领域，即住房，导致了住房的产业化，房地产成为中国的经济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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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努力不少，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建树。但这些努力远远抵消不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重大社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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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的结果就是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在欧洲并不难理解。工人阶级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社会主义运动曾经给欧洲带来大规模的动荡和暴力，“一战”、“二战”的发生也和社会主义运动不无关系，因为欧洲当时的统治者，都期望用民族主义运动来抵消或者冲淡国内的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也带来了欧洲的进步，那就是欧洲从原始资本主义，逐渐开始转变成为比较人性的资本主义，或者后来人们所说的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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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福利资本主义，并非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产物。当然，福利制度的成长也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在早期福利水平也是非常低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也实现了另外两个重要转型。一是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开始转型成为中产阶级。一方面是福利制度的确立，另一方面是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两者的结合，有效地实现了这个转型。二是从精英民主开始转型成为大众民主。工人阶级运动的一个直接政治结果，就是促成了民主的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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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欧洲。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城市工人罢工和各种抗议形式（包括自杀）是对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反应。所不同的是，中国还存在着农村农民的抗议运动。尽管中国还没有发展到欧洲当时的程度，但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社会政策停留在低水平，中国很有可能演变成欧洲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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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面临的第二种是东亚道路。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走的道路和欧洲不同。在强调市场的作用方面，东亚经济体和欧洲类似，但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方面则很不相同。无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东亚经济体的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鉴于欧洲的经验，政府往往先发制人，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从而避免了类似于欧洲那样的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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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只有韩国有比较激烈的劳工运动，但仍然远较欧洲温和，其他经济体由于社会政策的确立而得以和平发展和转型。不难看到，这些东亚经济体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造就了经济奇迹，而且也造就了社会奇迹，即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在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改进能力、特有的企业终生雇佣制度、政府方面的工资倍增计划等因素，很快促成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在中国台湾和香港，中产阶级的成长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和政府方面的社会政策。新加坡政府的作用更大，建国之后就确立了“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后来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出台和完善医疗、教育政策等，为中产阶级造就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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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的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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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面临的第三种选择就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道路。从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也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也会出现此陷阱。从经济上说，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建立内需社会。但内需社会的建设不仅关乎于经济，还有两个方面的关键因素。一是在于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二是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经济体，内需社会都是依赖这两个要素建立起来的。这两方面因素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实际上，内需社会和中产阶级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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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果下一阶段找不到社会政策改革的突破口，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要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有可能导致激进的政治变化，包括民主化。和其他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中国也会陷入可以称之为一种“低度民主陷阱”的局面。无论在拉丁美洲、非洲还是亚洲，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一种结果，其前提就是低度民主陷阱。东亚经济体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中等收入升级到发达经济体，主要是政府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但一旦在经济低度水平的时候发生大众民主化，一个社会很容易进入低度民主陷阱。在这样的社会，大家谁都接受民主这种形式，但民主往往演变成为政治恶斗，各派政治力量动用自己的支持力量，争取分蛋糕，多分蛋糕，而没有任何政治条件，促使政治力量把精力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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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这三种道路选择都有可能。尽管不同的客观因素，在推动着中国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执政者主观的选择也很重要。执政者可以动员资源去避免一些不理想的路径，而把改革道路导向另一些理想的路径。很显然，在这些改革道路选择中，东亚道路比较理想。不管如何，和平发展是中国一直在坚持走的改革道路。面对新的形势，要继续走这条道路，就要大力进行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改革的突破，不仅有利于消费社会的确立，从而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未来大众民主化，打造一个理性社会，奠定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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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以开放促改革：中国的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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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从提出方案到开始运作，只花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确定下来，这一过程本身就表明中国的执政党和新领导层巨大的改革决心与动力，决定改变过去很多年来没有重大改革，尤其是没有重大改革突破口的严峻情况，把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进行下去，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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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转型期。转型表明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变，而巨变需要制度的改革。道理很简单，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实现现存体制和变化了的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可是，现实的情况是，体制与变化了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有效的改革，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很快成长起来了。既得利益的成长又使得改革越来越困难，因为既得利益具有足够的动力来维持和扩张自身的利益。在现实中，既得利益就是部门利益，往往和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相悖。因此，它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越强，符合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改革就越困难。不过，谁都很清楚，这样的情况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一旦现存体制和现实变得不相关了，体制的生存也就没有了基础，要不自我衰落，要不被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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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都在谈论体制改革，呼吁体制改革。人们也都意识到，改革是红利，只有通过继续的改革，才能有收获。不过，一个严峻的现实是，体制改革如果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也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很简单，要进行体制改革，就要触动体制背后的既得利益。问题在于，每一重大的体制背后（例如国有企业、银行、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学等等）都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要触动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谈何容易！尽管人们可以高喊豪言壮语，说要改革既得利益，但一旦真正触动了既得利益，改革者本身就往往首先败下阵来。这样的例子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举不胜举。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必须选择更加有效的改革策略，那就是体制创新。上海自贸区就是体制创新的典型案例，希望通过体制创新来推动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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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创新的红利毋庸置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体制创新可以回避直接触动既得利益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体制创新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尽管这样做，也会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碍，尤其是官僚体制的阻碍，但这种阻碍远较直接触动既得利益为低，是可以加以克服的。第二，新的利益成长起来之后，就可以对既得利益构成竞争和压力。面对竞争和压力，既得利益本身就会产生改革的动力。第三，改革既得利益需要成本，既得利益越大，成本就越大。由谁来承担这些成本呢？改革者不能承担，政府不能承担，唯一能够承担改革既得利益所带来的成本的只有新利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永远是一个用新利益来改革旧利益的过程。也就是说，改革永远是一个新旧利益之间的博弈过程。也很显然，把上海自贸区置于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促内部改革的发展模式的内容中，就比较容易理解其背后的政治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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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以开放促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实际上早于内部改革。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和邓小平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开放政策了。华国锋时期，中国发生了当时称之为“洋跃进”的经济发展运动。这场运动就是试图通过引入外资、技术和设备来发展国内经济。尽管这场“洋跃进”被视为是华国锋的重大错误之一，但正如后来胡耀邦所说的，这不能算是华国锋的错误。在一个贫穷的国家进行改革，开放是有效的途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这个方向并没有错，只是当时过于强调速度，不符合当时中国有限的国力。（也应当看到，这次“洋跃进”运动被否定也有当时的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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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特区”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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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邓小平再次登上政治舞台，中国领导层就正式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了，中国仍然处于老百姓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贫穷社会主义”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结束之前的阶级斗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但如何实施这一国策则是另外一回事情。在面临旧体制和既得利益阻碍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呢？邓小平选择了以经济特区为载体的对外开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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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有了七大经济特区，包括，1980年建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1988年建立的海南岛，2010年建立的喀什和2011年建立的霍尔果斯。此外，中国也建立了诸多区别于80年代的经济特区，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常被称为“新特区”。到2011年12月，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成都、武汉、长株潭城市群、深圳、沈阳、山西和厦门10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个综合改革试验区（区别于“配套”），即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和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2008年，国务院提出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这是全国第一个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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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以开放促改革已经是中国发展的顶层设计。自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这一思路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贯彻于从早期沿海开放经济特区的设立和建设，到今天的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整个过程。鉴于体制创新在推进整体改革进程中的作用，相信这一方式在今后也仍然会延续下去。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在开放过程中，开放这一概念的含义有了很大的变化。早期的开放更多的是指向其他国家开放，但后来尤其是90年代后期以来，开放也包含了向体制外的利益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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