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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顶层对地方创新鼓励不足，支持不足，更不能保护地方创新。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中央地方关系上，总体的趋势是越来越集权。集权不是顶层的集权，而是中央官僚机构的集权。中央官僚集权制度，对地方创新很不利。实际上，地方上越来越多的创新，往往被中央官僚机构（而非顶层）所否决。现在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互相“否决”的局面。地方上的创新经常被中央官僚机构名正言顺地否决，而中央官僚结构的一些政策，地方政府也想方设法地不执行，实际上也是“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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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央政策多出自中央官僚机构，但很多这样的政策，实际上不符合地方实际情况。地方政府的抵制并不难理解。地方创新不行，但也不想执行不符合地方需要的政策，那地方官员在做什么？很多地方官员都在疲于奔命，做一些中央硬性规定必须做到的事情，例如维稳、防止老百姓上访等等。尽管地方官员做得很辛苦，但实际上的情况则是越来越糟糕。如果让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情况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现在地方政府官员面临两大矛盾。其一是和社会的矛盾，他们必须执行上级的政策，得罪社会；其二，政策很难执行下去，他们又要得罪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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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被“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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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一线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被“妖魔化”的。在老百姓眼中，中央政府是好的，地方政府是坏的；在中央政府眼中，老百姓是好的，问题就出在地方官员。这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老百姓，少有人去追求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种认知很可能是假性的。地方一线政府和官员必须直面社会层面的问题，要管理和控制这些问题，他们不得不和老百姓发生冲突。而中央政府则远离民众，不用直接处理社会层面的问题。老百姓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感知当然有不同。尤其是现在很多硬性的政策，都是由远离社会的中央官僚机构所制订，很少考量到社会层面的可行性。地方政府在硬性执行过程中，和社会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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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还是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都在加速激化。很显然，这种局面很难持续下去。怎么办？还是要回到鼓励和保护地方体制创新和改革的道路。有两个问题特别突出。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央顶层要减少和防止中央官僚机构对地方体制创新的扼杀。第二，要推动地方政府层面的改革，尤其是地级市和其所管辖的县或县级市关系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地级市已经成为县政改革的阻力。要克服来自地级市的阻力，可以对地级市进行重点改革。在现行体制内，地级市具有立法权，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有效推进地级市本身的改革，也可以全面推广省管县制度。省管县制度现在只限于经济财政方面，但实际上这个制度可以推广到包括人事干部等方方面面，这个可以切断地级市对县政的干预。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改革方法。恢复和赋权省、县两级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与能力，可以为改革创造巨大的动力，也是突破现行中央地方关系僵局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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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体制创新的又一主体。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方法，就是在国有企业既得利益之外，赋予非国有部门体制创新的空间和能力。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90年代中期之后“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如果没有那一波国有企业改革，很难想象国有企业可以从90年代初的大面积亏损转型成为赢利，或者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转型成为市场导向型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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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近年来社会层面的抱怨所显示的，国有企业今天再次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作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部门依靠权力和垄断来赢利，不仅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通过继续的扩张，急速地挤占着非国有部门的经济空间。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其中一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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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革？邓小平的思路仍然非常有效。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部门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要进行改革，但任何激进的改革不太现实。对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市场化、限制垄断、退出一些竞争性行业等改革非常必要，也是有可能的。但要对这些部门实行无论是自由派所提倡的私有化改革，还是左派所提倡的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国有部门，不仅在政治上不可行，从经济上说更会使得经济结构失衡加剧，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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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做法，便是中央政府再一次进行企业体制创新，再一次鼓励和支持非国有部门的发展，通过非国有部门新利益的培养，重回经济结构的平衡。等到非国有部门壮大起来，再对国有部门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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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扶持非国有部门，中央政府能够做什么？在邓小平时代，主要是分权。当时，中央政府不富裕，不能给非国有部们很大的财政支持，中央政府所能给的就是政策。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中央政府不仅要继续分权，而且更要（财政上）赋权给非国有部门。就是说，中央政府要从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为非国有部门的制度创新创造制度条件。在这些领域，中央政府尤其是顶层掌握着实质性的权力，可以超越既得利益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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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支持中小私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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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非常不利于非国有部门的体制创新。目前的税制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不利于中小型、微型企业。税制的改革要改变这个局面，对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有助于产生重大的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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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助于企业的创新。从世界经济的历史和实践来看，大多数技术创新来自于中小企业。在西方，现在所有的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而来。在经济领域，并不是企业越大，创新能力越高。企业越大，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创新。但更多的投入，和创新的效率并不成正比。中小企业较之大型企业面临更强的竞争环境，因此具有更强的创新精神。在经验层面，中小企业的创新要比大企业更有效。因此，西方各国都制订反垄断法，其背后的理性就是：企业做大了，就会倾向于通过垄断来赢利，从而扼杀竞争，扼杀企业的创新。很多人早就意识到，中国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低下。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花大力气支持中小型企业，培植它们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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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和本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有部门的大扩张有关。国有企业大肆侵入本来由民营企业所占据的空间，导致了民营企业空间的萎缩，而中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通过财政税收扶持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就是调整国民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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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金融体制领域的改革，来赋权企业的体制创新。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央政府有两个方面的改革可以考量。首先是限制国有银行业的垄断。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很难改变。但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并不等于个别银行的垄断。可以对银行业进行改制，引入市场化和引入竞争机制。现在银行业的巨额利润是其垄断的产物。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极其低下，竞争更是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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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金融业也必须向民间开放，大力鼓励和促进民间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现在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这些年中央政府也一直在强调国有银行要支持中小企业，但并没有什么结果。这是制度设计的原因。要国有大型银行去支持中小企业并不符合经济逻辑，因为国有银行根本不会有任何经济上的动机去支持中小企业，更不用说是微型企业了。如果用行政甚至政治的方法，强制国有银行去这样做，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非正式的民间融资渠道和制度一直存在着，只不过是处于非法状态。只要有这个需求，这种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都一直会存在下去。但因为缺少政府的监管，这些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经常导致严重的问题，演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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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来说，一是要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二要加紧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又能在资本市场上加强竞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效率。只有民间金融机构发展起来了，中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才有希望。而只有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起来了，社会结构才会有改善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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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赋权社会与中国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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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概念里，制度创新是政府的事。对很多人来说，制度就是正式的国家制度，而任何国家制度的创设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无关。这种概念根深蒂固。在传统中国，社会指的是“边缘地带”，其成员没有机会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去。传统中国数千年所确立的国家体制，的确仅仅是统治精英的作品。每一次改朝换代，尽管都有自下而上的力量参与，但国家体制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很大的变化。近代以来，中国才逐渐发展出社会参与政治的一些制度化途径，社会才有了机会参与到国家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去。（当然，西方也有类似的情况，社会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制度创新的参与，也只有到了近代民主化时代之后才有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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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中国各个方面的改革遇到了巨大的来自现存体制的阻力时，发挥社会的积极性来进行体制创新，具有丰富的政治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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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讨论到赋权给民营企业的时候，就涉及社会的制度创新。民营企业是中国社会的重要促成部分，也是社会力量所依赖的制度基础。今天中国社会面临那么多问题，和经济结构失衡密切相关，也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衡，社会结构的失衡导致社会的不公平。因此，需要强调通过改善经济结构来实现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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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各方面的讨论过分强调通过强化国家（中央政府）能力和二次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二次分配当然很重要。但必须意识到，在实现基本社会公平方面，二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一次分配是结构性的，更为重要。通过税制、金融改革来改善经济结构，通过改善经济结构来改善社会结构，从而实现社会公平，这种途径和方式要比二次分配更为有效。发展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好手段。就业是个人和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一旦没有了就业，最多最好的来自国家二次分配的社会保障，也难以避免个人和家庭沦落为贫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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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分明的小政府、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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