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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业社会不同，在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知识经济最为重要。知识经济就需要大量的人才，是人才经济。经济的竞争在很多方面表现为知识的竞争，尤其是在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之后，如果再要上一个台阶，知识的重要性就表现出来。知识的载体是人才，而人才的主要载体是城市。再者，城市本身的管理也需要人才。一个城市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国际化城市，主要是国际化的发展和管理经验，就是能够把那些城市化的国际最优实践统合起来，形成自己系统的城市。在亚洲，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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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一个城市的人才素质决定了这个城市其他所有方面。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这对各个国家都是个难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但吸收不到外来的人才，而且连自己的人才都往外跑。很显然，中国的很多城市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个人之间、各社会群体之间都在城市内部竞争，竞争包括职位在内的各种资源。竞争也很激烈，但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明文规定的竞争机制，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分地方化，竞争不仅产生不了人才，反而扼杀人才，淘汰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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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的很多城市，人才的各方面都做得很不错，不仅培养自己的人才，留住自己的人才，而且也能够吸收和留住外来的人才。这些年来，这些城市都在加大力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各个领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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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城市认同对吸引国际人才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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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引人才方面，城市的认同非常重要。人们一直在讲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问题，也就是国家认同问题。国际人才也有国家认同问题。全球化不仅没有减低国家认同，反而在增加和强化国家认同。那么国际化人才如何处理国家认同问题呢？国家认同越强，民族主义情绪就越高，就越具有排外性，就越对国际化人才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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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也一样。一个城市如果民族主义过于强烈，那么其排他性就越强，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就越低。尽管在主权国家时代，政治人物避免不了强调民粹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但对城市当局来说，更应当强调的是城市认同而非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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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因为城市认同往往强调的是城市文化、生活宜居等方面，城市认同的强化也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增强，并且这种认同往往比民族主义式的政治认同更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从而也更具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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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国家认同的强化不可避免，那么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城市认同就变得非常重要。对国际人才来说，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城市认同比国家认同来得容易，因为国家认同强调的往往是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而城市认同强调的是文化传统和现代性。所以，一个人可以不喜欢法国，但可以非常喜欢巴黎；可以不喜欢美国，但可以非常喜欢纽约和洛杉矶；可以不喜欢日本，但可以非常喜欢东京和京都，等等。这就是城市认同。城市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传统，但城市较少政治性，更能适合人的需要。城市是国际人才的主要聚居地。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几个非常包容开放的城市，就吸引不了国际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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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城市的重点在城市文化和生活宜居等方面，城市也一直是和文明相关联的。文明可以说是城市的文明，因为城市是经济交易活动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中心。文明就是从各种不同交易和互动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可以用城市发展程度来衡量。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完全通过政治方法而生存和发展。高品质的城市永远是商业、文化、思想的集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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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说，城市在一个国家国际化过程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国家间的经济、金融、知识、社会等关系都是通过城市来维系着的，例如脱离了纽约、东京和伦敦三大城市之间的关系，就很难理解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经济和金融关系。城市间的这种关系正在大力促进着城市文化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是城市认同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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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才的流动是这种一体化进程的动力，同时一体化也在推动着国际人才的流动。从这方面说，如果一个城市不能造就具有全球化性质的认同，就很难具有竞争力。但应当强调的是，城市的全球化性质并不是说城市文化的全球同质性。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城市失去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这个城市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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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的城市改革和城乡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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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的前提是城市体制改革，而不是简单的扩张。体制改革包括方方面面，但首要的问题是城乡统筹问题。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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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问题已经被确定为中国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它既是经济工作，因为城乡统筹可以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它也是社会工作，因为城乡统筹可以解决农民工和城市的整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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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为什么要成为政策重点？首先是要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累积了太多的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处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方面，走过了几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主要的特征是城乡隔离的二元政策，就是把城市和乡村分离开来，对两者实行不同的政策。总体上说，是牺牲乡村来促进工业化。这种政策的产生有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可以理解。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同时也有效阻碍了城市化。当然，在农村，也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政权进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对乡村的每一要素（包括人）进行严密的政治和行政控制。其中，户口制度是这一制度的支柱。国家通过高强度地剥削农民，完成了第一波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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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发生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到本世纪初。人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改革开放之后，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要求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主要体现为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提倡小城镇建设，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当时开始了城市化，但规模不大。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化。90年代中期以“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促使乡镇企业破产和转型的同时，推进了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同时，外资也大量涌入中国。这就有效推动了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农民工。中国社会因此从原先的城乡二元社会演变成为三元社会，农民工，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从而成为社会的第三元。这第三元为世界经济和城市化历史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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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社会高度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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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在城乡统筹原则主导下的城市化。为什么要搞城乡统筹？这里有几个前提。首先是三元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三元社会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尤其在东南沿海。例如，广东每年要吸收两三千万的农民工。农民工非工非农，既不是城市居民，也不是道地的农民，而是流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因此，这第三元是最不稳定的因素。高强度的流动性本身就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缺少制度性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尤其显示出其不稳定的性质来。在城市经济危机的时候，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回家务农，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家乡还有一块土地（不管大小），而且也因为有能力务农。但第二代农民工则不一样了，他们大多出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即使他们在家乡也有土地，但已经和父辈不同，没有务农的能力了。他们越来越要求享受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力。现在已经有了第三代农民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地把这第三元转型成为城市居民，社会的稳定必然会出现大问题。如何转型？城乡统筹成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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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农村的衰败或者被衰败。农村的衰败，在一定的意义上不可避免。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了农村人口的外流。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导致农村人口的外流。中国人多地少的特点更是加快了这个进程。现在很多村庄，劳动力都外流，留下一些老人和小孩，道路、耕地、学校等等被荒废。但也有很多村庄是“被”衰败的，这主要是由城市化对农村的土地需求所引起的。很多村庄，尤其是城市附近的村庄，往往以各种形式主动或者被动地出卖土地。这些村庄原先并非城市的一部分，但现在越来越像城市，它们中的很多已经演变成“城中村”。大量的资本也流入农村，以各种形式收购农民土地，从事各种开发项目。无论是土地拆迁和土地开发所产生的问题，还是“城中村”问题，都必须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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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城乡统筹来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过去的30多年间，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有两个来源，即内部的体制改革和外部的与国际经济的整合。但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这两方面的动力都在很快消退。经济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取得了突破口，主要是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但近年来这方面的改革越来越困难。在一些领域，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倒退的趋势。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深化经济改革的阻力。公平地说，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仍然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往往通过国有企业来应付危机和解决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是政府的经济杠杆。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应付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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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有企业也在相当程度上挟持了国家政策，国有企业的大扩张已经有效遏制了民营部门的发展，遏制了市场发挥有效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尽管简单的扩张仍然是很多国有企业的发展之道，但很显然，扩张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中国很难再继续依靠国有企业来取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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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续依靠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也已经不可能。实际上这方面的情况更为糟糕。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欧美也面临着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这些国家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整其经济结构。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仍然停留在应付危机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些政府所出台的政策属于“救火”性质。欧美市场对中国仍然很重要，但要依赖欧美市场来取得经济增长显然不可行。同时，尽管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在增加，但增加的总量很难和中国对欧美市场的出口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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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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