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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理论问题，执政党对改革和社会的发展理论准备不足。盛行于社会上的各种不断变化的理论，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解释能力不足，无论是积极的发展和消极的现象，官方和社会群体都是在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话语来解释中国。左派和右派都拿着西方的东西来看中国，评判中国。不过，西方的东西解释不了中国的成功与失败。无论是官方的坚持，还是左、右派对西方话语的借用，不但不可能培养中国意识，反而是在加速度地去中国意识。和前两次危机一样，当来自西方的过于理想化的概念泛滥的时候，尤其当这些概念走出书本和校园，来评判中国的改革实践的时候，“中国意识危机”必然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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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就是前两者的综合征。因为不知道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是怎么来的，也说明不了这些问题可以如何解决，就导致了社会成员深刻的焦虑症状，不知道国家的明天会如何，自己的明天会如何。这种情形在五四运动期间产生过，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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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除“中国意识危机”呢？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中国信心。确立中国信心并不是像一些人在做的那样，关起门来，说自己优越。人们必须一方面持开放的心态，不能因为政治上的考量，人为地把中国价值和普世价值对立起来。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和价值，都是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的结合体。应当抛弃“西方的就是普世的”这种简单的想法。西方的一些价值是普世的，但也有些价值是西方特有的。中国价值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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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状态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阻止普世价值的流通和传播。当中国成为世界共同体一员时，中国本身所拥有的普世价值，也不断影响其他国家。但同时，正是因为有些价值是特殊的，在实践层面，人们也不能滥用外来的理念，要切实考量哪些理念和中国国情相冲突，哪些理念接近中国国情，哪些理念可以并且应当加以中国化，进而把其整合进中国本身的核心主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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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中国意识危机”能否克服，取决于，第一，能否确立这样一个为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的主流意识；第二，这个主流意识能否帮助中国推进各方面的改革，确立有效的政策来消化和解决目前所面临各种社会问题。从前面两次危机的经验看，前者是关键。只有有了主流意识，社会才会有共识；有了共识，社会就会具有凝聚力；有了凝聚力，才可以动员资源来克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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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改革中国的特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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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阶层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和不同的政治制度里。受其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影响，每一个社会对特权阶层有不同的定义和看法。在中国，特权阶层往往指那些能够通过公权力（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个体或者集体地为自己、自己的家庭与和自己相关的人，获得与其所掌握权力不相配的利益的那些人。掌握公权力的社会群体包括高级公务员、现任政治人物、离退休政治人物，及其他可以用各种方式享受权力资源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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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市场经济的引入，特权阶层又要加上掌握巨大资本的群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本来不是特权。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资本要不属于国家（公权力），要不和公权力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的获得还是运作，都和公权力相关。在这样的条件下，掌握资本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掌握被资本影响的社会群体的命运。资本特权这个群体很重要，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聚焦于前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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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并不难发现，掌握公权力的群体可以获得超越其权力职位的好处。因为他们是掌权者，他们可以自行决定从国家获取哪些好处，获得多少好处。公务员系统比较复杂，有区域差别（东西部的差别，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差别），也有等级差别（中央、省、地区和县市等）。但不管如何，级别是最重要的。不管在哪里，只要到了一定的级别，拥有了权力资源，他们便可以追求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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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较之其他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高级公务员的名义薪水并不高，但这个群体则在众多的领域享受着无穷的好处。他们有方方面面的福利，包括政府住房、政府部门特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车等等。即使在薪水增加方面，这个群体也几乎可以自主决定。近年来，公务员已经数次加薪。正因为公务员这个群体所享受的特权，这些年来，这个领域已经成为社会精英最向往的领域，甚于任何私人和外企领域。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有那么多的人争当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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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群体，即领导群体或者高级干部（包括离退休老干部），则享受着更难以说清楚的特权。这个群体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庭，基本上是无须通过市场交易来维持生活的，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公权力，保证他们生活的各种所需。货币和现钞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对这个群体所享受的特权没有制度规定，他们能够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享受各种新生的特权。对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来说，国库就是私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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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制度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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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非常负面的影响，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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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特权政治已经形成了“城堡政治”，使得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严重脱节。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30多年，但公务员领域俨然是计划经济模式，所有都是“公”字当头。除了一些底层公务员，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普遍都不需要在市场上获得所需物品，包括住房、医疗、社会保障、交通、食品等等。也就是说，他们仍然生活在计划的城堡里面。这使得他们很难了解城堡之外（即生活在市场领域）民众的实际生活。中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医疗卫生、房地产、食品药物监管等改革不力，和掌权者的“城堡政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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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如果掌权者也必须在市场上购买住房、医疗服务、食品药物等，他们必然尽最大的努力去改革，因为他们可以从改革中获得好处。现在的情形是，因为他们无须通过市场而生存，他们不仅没有任何动力去做改革的努力，反而成为改革的阻力，因为改革会负面地影响到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城堡政治使得执政党的合法性快速流失。这是特权的政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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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特权具有巨大的财政代价。特权阶层毫不吝啬地消耗甚至浪费着有限的社会财政资源。在维持特权阶层的供给方面，政府财政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数次行政体制改革，但政府规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在扩大。政府规模扩大的压力在今后不会减少。随着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规模的扩大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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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离退休干部的规模在急剧扩大。中国领导体制改革，确立了限任制和年龄限制等一些新制度，有效加速了领导层的更新，但同时也在增加着国家的财政负担。离退休高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层的群体在急剧增加，而且因为医疗卫生等条件的改善，他们的寿命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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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特权制度从来没有改革过，特权的种类一直在增加。很显然，如果不加以改革，特权最终必然会成为深刻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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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特权也包含着巨大的社会代价，即造就了社会的越来越不公平。人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这些特权群体实际上是有钱的阶层，但现在的制度并不要求他们掏自己的腰包来向市场购买服务。进而，很多特权者即使不需要某种服务（例如药品），但出于自私心理，他们也往往会根据规定而变相地领取这种服务（例如把感冒药换成其他的营养药品），从而造成严重的浪费。这样，真正需要这些服务的公众，尤其是穷人阶层，所得到的资源越来越少。因此，人们说，一个高干多活一年，需要消耗掉多少老百姓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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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特权造成了社会机会的不公平。在所有国家，社会服务均等化的其中一个社会目标，就是要保障给予社会成员差不多的起点。但如果特权阶层享受和消耗掉了大部分公共服务，不仅面对社会大众的公共服务水平很难提高，而且社会机会会变得更不公平。实际上，一些研究已经表明，中国每一年新投入的公共服务费用（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的绝大部分，被政府内部的特权阶层所消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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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社会代价也表现在特权所导致的社会高度封闭性，就是前面所说的“城堡政治”。“城堡政治”使得中国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小，呈现出固态。流动性减少，当然也影响着机会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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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政治双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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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中国必须改革特权制度。中国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很多有效经验，因为大多数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如何改革？首先必须对特权有一个现实的认识。从经验上看，特权可以加以限制，但很难甚至不可能被彻底消灭。把特权限制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应当是改革目标。共产主义从理论上是要彻底消灭特权的，但在实际上创造出高度特权的阶层。这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苏联和前东欧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即使到今天，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人人痛恨特权，但人人都向往特权，要想彻底废除特权的革命性和理想化的反特权方式，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效果，搞不好就是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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