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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社会代价也表现在特权所导致的社会高度封闭性，就是前面所说的“城堡政治”。“城堡政治”使得中国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小，呈现出固态。流动性减少，当然也影响着机会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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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政治双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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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中国必须改革特权制度。中国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很多有效经验，因为大多数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如何改革？首先必须对特权有一个现实的认识。从经验上看，特权可以加以限制，但很难甚至不可能被彻底消灭。把特权限制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应当是改革目标。共产主义从理论上是要彻底消灭特权的，但在实际上创造出高度特权的阶层。这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苏联和前东欧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即使到今天，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人人痛恨特权，但人人都向往特权，要想彻底废除特权的革命性和理想化的反特权方式，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效果，搞不好就是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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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层面来说，有很多制度可以限制特权。首先是社会服务和福利的货币化。无论是对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在大大减少非货币化的收入或者服务的同时，实行合理的高工资。其次，逐渐拆掉“城堡政治”。党政官员可以实行高工资制度，但必须向市场购买服务，就是说去医院看病要付钱，也要花钱到市场上购房、购食物等等。这些制度对执政党来说会有巨大的政治红利，即长期执政。类似的制度可以使得党政官员不脱离社会，了解社会现实；它们也有助于社会对党政官员进行监督，从而可以减少和控制他们的腐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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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可以通过开征遗产税、地产税等方式确立一系列新的制度，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利益，有利于长远的政治利益。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现在是丑态百出，在很短的历史时间里已经出现了“纨绔子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满清王朝晚年出现过，也在欧洲贵族统治时代出现过。欧洲特权政治最后导致了统治阶级“政治基因”的衰落。因此，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尤其是民主化来临之后，各国都出现了诸如遗产税那样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特权的代代相传，延续特权群体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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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不能这辈子是富人，以后很多辈子都是富人。富人家族后代仍然有机会变为穷人，重新创业。同时这样做也改善了社会公平，通过保持社会的流动性，为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的机会。在亚洲，日本和韩国等也有类似的制度。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类似的制度，如果社会整体不想衰落的话，就必须确立类似的制度。这些制度对社会整体有利，也符合既得利益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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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特权的社会化。这是西方社会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为什么一些社会群体需要特权，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源稀缺，因此需要通过公权力来获取特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建设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和住房等领域。如果这些领域的社会政策建立起来了，特权就变得不是那么需要了，因为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社会，都可以从社会政策获取公共服务。这是大部分西方社会的经验。尤其在北欧社会，因为有强健的社会政策，即使是公务员和政治官员的低工资制度，政府仍然能够维持非常清廉的水平。在社会政策强健的情况下，谁还需要搞权力寻租呢？这是一场政府和社会的双赢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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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一方面，特权阶层大量消耗甚至浪费着最大量的公共资源，使得社会政策的确立越来越困难。尽管近十年来，政府在社会政策上努力不少，但制度水平仍然极其低下，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充足的资源，其中特权阶层又占用了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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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因为社会政策不能得到确立，不仅特权阶层仍然需要继续用公权力来获取额外的服务，社会各个非特权阶层所面临的实际困难越来越大，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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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特权制度不改革，中国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演变成一场双输游戏。一旦财政危机来临，这个制度最终不得不改，但早改要比晚改好。早改不仅可以避免财政危机，也可以避免政治危机；晚改则有可能导致财政和政治的双重危机，甚至失去改革机会的危机，而演变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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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利益逻辑与中国改革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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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改革。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发现，改革越来越困难。尽管从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来看，改革显得越来越迫切，但实际上改革则越来越困难。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要把改革进行下去，人们首先需要对中国的改革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有足够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找到克服改革困难的途径和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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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人们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改革从何而来，到何处去？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这30多年“从何而来”的历史说明了几个重大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是可能的。过去的改革，并不是说每一次重大的改革没有经历任何困难，一帆风顺。恰恰相反，每一次改革都面临巨大的困难。但改革已经走过来了，证明无论怎样的困难，只要改革的策略得当，都是可以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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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改革要确立一个方向。就未来来说，改革就是要回答“到何处去”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中国动员型的政治体制的特性就决定了这个方向的重要性。一旦大方向确立，那么体制就可以动员起来，来达到既定的目标。如果没有大方向，或者大方向不明确，那么不仅体制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反而会出现体制固有的巨大惰性，演变成既得利益，阻碍改革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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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改革要找到突破口。改革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所需要改革的各方面同时推进，达到平衡的发展。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仅仅是个理想。任何改革都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也就是说，改革是在不平衡中进行的。实际上，各方面不均衡的发展本身就是改革的动力。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改革者推进改革的主要策略是“先易后难”。“先易后难”就是找改革的突破口。不过，要意识到的是“易”并不是说不存在困难，“难”也不是说不存在克服困难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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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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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先易后难”这一改革的经验现象转化成为一个简单的论题：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任何改革所遇到的困难都和既得利益有关。如果改革要直接克服既得利益，那么改革失败的可能性就会大于成功的可能性。一旦触动到庞大的既得利益，它们必然做最大努力的抵抗。所以，可以把“既得利益”定义为改革中的“难”。那么，改革中的“易”是什么呢？可以把“新利益”定义为“易”。“先易后难”就是说，要改革，首先就要培养新利益，等新利益产生和成长起来之后，再去克服“难”，也就是老的既得利益。用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从而推进改革，这不仅是中国本身改革的经验，也是大多数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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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益的逻辑来看改革，这并不难理解。从利益的角度看，有几点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如果改革意味着触动既得利益，既得利益的反抗和抵制是正常的。没有人或者组织不会竭尽全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其次，没有足够的压力或者动机，没有人或者组织会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压力还是动机，都不会产生于既得利益的内部，而只能来自外部。其三，要从既得利益的外部来寻找改革的动力。新利益就是这个外部动力。只有当新利益成长起来之后，才能对既得利益构成有效的外在压力，促成其改革。第四，对政府来说，改革任何既得利益是需要有代价和成本的。谁来承担这个成本和代价？除了政府本身，新利益是最大的代价和成本承担者。更具体一点说，政府推动改革所承担的是政治成本，改革成功之后所收获的也是政治利益；新利益要承担的是改革的物质利益成本，改革成功之后所收获的也是物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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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益逻辑来理解，很容易理解中国目前的改革困局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可以和前面10年的局势做一个比较。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目标是改革、发展、稳定，就是通过体制改革来得到发展，通过发展来实现社会稳定。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也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但最近10年的情况可以概括成“改革缓慢、发展迅速、社会不稳”。从改革来说，各方面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也进行了一些，尽管很努力，但始终没有找到突破口。改革的最大亮点在于逐渐赋予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改变了90年代以来GDP主义的主导局面。尽管政府仍然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但纠正了只重视经济、不重视社会的单方面发展政策。中共十七大正式提出了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努力把发展回归到包容性模式，就是使得社会的大多数能够享受发展成果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不过，尽管政府确立了这种被视为是科学的新发展政策话语，但在把科学发展政策话语转化成为切实可行的政策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努力，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使得社会政策仍然停留在非常低下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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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和民企严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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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发展层面，因为有前面激进的改革，包括内部体制改革和外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发展维持在一个很高的速度，多年达到了两位数的高增速。即使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并没有对中国经济产生致命的影响。应当强调的是，前面10年的高经济增长主要是前面10年改革的红利收获，而不是通过新的经济体制改革。更应当指出的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更是走上了通过国家动员方式来应付危机、维持经济增长的道路。当时的4万亿人民币经济救助计划大多流向了国有企业——政府应付危机的主要手段。尽管政府有效应付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但也产生了诸多非常负面的后果，主要是内部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和社会领域招致进一步的破坏。因为4万亿流入了国有企业，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大举扩张，大大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空间，致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严重失衡。同时，国有企业大举进入房地产领域，把房地产这个重要的社会领域演变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柱产业。中国的一些主要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已经在90年代中期之后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入侵而遭到严重破坏。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为了保障高经济增长，房地产这个领域也被新自由主义所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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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社会政策改革缺少突破口和经济增长的来源，就比较容易理解前面10年中国社会的普遍不稳定情形。社会改革没有突破口，表明基本社会制度建立不起来。社会制度不能得到确立进而表明社会难以消化和应付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继续入侵社会领域更是进一步破坏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样一来，社会就出现大面积的不稳定现象。原来所积累起来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新的问题又继续出现。社会到了难以承担的程度，社会矛盾就暴露出来，社会抗议运动成为必然。不能通过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政府只好求助于暴力机器来维持稳定，就是“维稳”。不过，在维稳政策指导下，中国社会稳定进一步恶化，出现了越维稳越不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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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为什么十八大产生的新一届领导人又开始强调改革的原因。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前面10年留下的严重问题，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找到新的增长和发展动力。那么，目前的局势又是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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