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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重建大众文化过程中，也必须去除阶级斗争观念。现在的大众文化教育过于理想主义，显得空洞无物，并且里面包含有太多的“狼文化”因素。在各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现象尤其显然。尽管左、右派的价值观不同，但他们都倾向于通过斗争的方式来实现其价值观。这和近代以来中国所接受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有关。在很大程度上，“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行为方式里面。要进行社会建设，必须花大力气来总结近代以来“政治阶级斗争”的历史遗产。如果对这份遗产没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阶级斗争”观念会继续主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不管其以何种方式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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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除政治阶级斗争的近代文化传统，就要找到替代文化。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不可避免。只要有经济发展，社会就会在经济上分化，也就是利益的多元化。但经济阶级是可以改造成为经济阶层的。马克思强调“阶级”的概念主要是为了革命。可以说，“阶层”是客观存在物，而“阶级”是需要被塑造的。也就是说，“阶层”观不见得一定要转变成为“阶级”观。要建设社会文化，人们必须在这方面做文章，努力建设新的阶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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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上的士、农、工、商阶层文化，从社会治理和统治的角度来说塑造得非常成功。尽管中国现在的阶层关系远较传统复杂，但仍然可以从传统中学到一些阶层文化建设的经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每一个阶层都必须确立自己的行为规范。官员、专业人员、教授、技术工人等等都必须建设和其职业、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就是专业文化。第二，各社会阶层之间都必须是开放的，就是说保持社会的高度流动性。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保障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任何社会是具有等级性的，但等级的阶梯必须是开放的。通过社会流动来达到社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这一理念之间的妥协。社会成员在流动性中看到希望，也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来实现希望。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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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阶层文化过程中，更可以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近代以来的“阶级斗争”文化，尽管已经持续一个世纪之久，但中国传统文化则已经生存了数千年。较之近代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因素仍然植根于中国社会。再者，近代“阶级斗争”文化从西方输入，对中国来说只有工具作用，即为了建设一个可以抵御西方力量的新型国家。现在这个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都可以抛弃这个工具文化，而转向体现价值的阶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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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阶层文化得到确立，传统文化资源就可以发挥巨大的效应。包括佛教、道教、儒教在内的中国文化，都包含有巨大的安静型文化因素。尽管这些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了复兴，但因为阶层文化没有得到确立，它们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当然，从更高层次看，我们也可以考量如何吸收和消化其他宗教因素的问题。传统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世俗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历史上，它消化了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相信中国的世俗文化也能消化其他已经传入中国的宗教。当然，这是中国文化长期的历史任务。提出这一点，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需要一种安静文化，中国也有条件和能力来建设这样一种安静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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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政治的顶顶层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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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面临“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动”的困难局面，因此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又更进一步提出了改革的顶顶层设计问题。就改革来说，顶层设计的概念的重要性是显然的。无论哪一个国家，改革的动力尽管也往往来自地方和社会，但无论改革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都要涉及顶层设计问题。实际上，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顶层设计，只是发生在不同的阶段。改革是顶层设计，就是要先发制人，通过改革来避免类似革命那样的激进变化。而革命尽管是要推翻旧的体制，但革命之后仍然会面临顶层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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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顶顶层设计，概念提出来了，但如何具体化和细节化呢？没有具体化和细节化，这个概念就没有操作性，就没有可行性。从各国政治制度运作的经验看，顶层设计和顶顶层设计都涉及两个相关的基本层面，即权力的结构和改革的政策。权力结构决定了改革政策的方方面面，包括能不能产生政策、产生什么样的政策、能不能把已经制定的政策推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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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义上的顶顶层设计涉及的不仅仅是改革，而且也是政治制度日常运作和政治生活日常进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领导者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在处理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而改革则更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改革就是要不断改革现存的政治体制，使得其不仅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现状，而且也有能力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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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政治责任制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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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顶层设计因此要满足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确立政治责任制。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传统的帝国制度和封建制度，还是近代以来的专制和民主，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最高层的政治责任问题。如果领导层的政治责任不能确立或者不明确，那么任何一个组织（包括政府）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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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相关的条件就是赋予领导者履行其政治责任的制度能力。政治责任确立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履行责任了。政治责任体现为政策，政策的执行需要通过制度来实现。这里，制度能力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层面，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政治责任就很难转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其二是行政层面，没有有效的行政执行机构，政策难以执行下去，那么政治责任也只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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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面这两个条件适用于历史上任何政治体制，那么在近代以来，因为民主化，顶层设计还必须考量到更多的其他条件。至少有两个条件适用于越来越多的政治制度，包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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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条件是如何保障顶层在履行政治责任时考虑体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非个别领导人的个人利益或者仅仅是领导层本身的利益。传统政体和近现代政体的区别在于前者所追求的更多是个人和家庭利益，而后者则是社会整体利益。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变化。在传统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执政者追求个人和家庭利益被视为合理。但近代以来，尽管执政者也追求个人和家庭利益，但如果其不能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就会被视为不合理，没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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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条件更是和民主相关，即如何避免专断和专制。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政治所要解决的就是这样一对矛盾：既要权力集中，又要防止专制。中央集权制是任何一个近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没有权力集中，就没有政治责任和履行政治责任的能力。但如何保障在权力集中的同时又可以避免类似传统的个人专制呢？民主制度里面的分权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排除用其他的方式来防止个人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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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发展中国内部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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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来说，顶顶层设计要具有哪些具体制度安排方面的创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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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要考虑到中国现存政治制度的总体特点，即内部多元主义。中国政治制度应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发展出和西方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制）不同的内部多元主义。顶顶层设计就是既要发挥内部多元主义的优势，又要避免其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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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运作的经验来看，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特别突出。第一是集体领导体制和政治责任问题。在强人政治之后，党内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现在集体领导是有了，领导层也有了足够的互相制衡，但所缺失的是政治责任制度。在任何一个组织内，要领导层集体负责非常困难。在民主社会，多党轮流执政，如果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就会选择另一个政党，这算是集体负责，即政党负责制。但即使在多党制下，每一个执政党内部都有领导人个人责任制，不仅对该政党产生的政府负责，而且也对政党本身的发展负责。这样，政党领导人可以更换，政府和党的长远利益则可以得到保证。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个人责任制尤其显得重要。集体领导并不是说每一项事情上大家都要一起承担责任。现在的情况是，内部分工有了，但协调没有；个别领导人在自己的领域具有了决策权，但并不用承担个人的责任。如果在某一特定的领域，决策权是个人的，而责任则是集体的；或者决策权是集体的，而责任是个人的，那么都很难成为集体领导体制。在集体内部，个人决策权和责任不明确的结果会导致集体不负责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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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领导层的长远利益观。为了避免强人政治时代所发生的个人专制问题，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例如限任制（主要领导人两个任期）、年龄限制（到了规定的年龄退出领导岗位）和干部交流（即一个干部在一个地方任职不能超过规定的期限）等等，这些制度都非常有效。中国尽管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但能够有效避免个人专制、实行领导层世代交替。不过，另一方面，这些新的制度安排也有负面的效应，那就是领导层比较强调的是眼前利益，简单地说就是自己任期和年龄之内的利益，而较少考虑长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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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执行问题。现在很多场合，并非没有高层决策，而是高层制定的政策推行不下去，就是人们所说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政策执行不下去的原因要不就是决策本身的问题，要不就是官僚机构的执行能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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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防现有体制蜕化成个人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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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防止现在的体制再次蜕化成为个人专制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现在并不严重，现在人们所担心的是相反的东西，即内部制衡过多，产生不了权威。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体制的蜕化也是有可能的。中共历史上也有强调集体领导的时候，在一些历史时期里，也有集体领导的实践，但最终还是未能制度化而演变成为毛泽东的个人专制。这里当然有毛泽东作为政治强人这一重要因素，但更多的是因为制度因素。这一点，邓小平在世时就讲得很清楚，即制度决定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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