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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分配要实现社会公平，就要进行经济结构上的改革。在中国，要在经济结构上改善收入分配，主要是要达成如下几个方面的平衡，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中国的国有企业往往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在任何国家，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凡是中小型企业发达的社会，社会就比较公平；而凡是中小型企业得不到发展的社会，社会高度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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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分配方面，中国的经济制度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第一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从而也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严重的结构性失衡。民营和中小型企业受到国有企业的各种挤压，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第二是劳动者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还是过低。社会成员的主要收入来自其劳动所得。劳动所得占GDP份额过低，表明在分蛋糕时，资方（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国家资本，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分到了过分的份额，而劳动者得到的份额过低，巨大的收入差异也因此很容易理解。第三，国有企业的封闭性。民营企业必须竞争人才，没有人才，就很难具有竞争力。但国有企业则不然，往往依赖政治和行政权力来获取资源和财富，也很容易形成“城堡”，不对外开放。也就是说，国企内的职位没有通过市场而分配，而是演变成为内部分配或者通过权力关系而分配。考虑到国有企业往往不是财富创造机制，而更多的是财富转移机制，那么不难理解国有企业是如何加剧社会不公平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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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土地问题也属于经济结构问题。城乡差异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最主要体现形式。无论从国际的经验还是中国本身的经验，土地是农民脱离贫穷，实现基本社会公平的最主要的经济要素。在这个方面，中国需要第三次土地改革。在集体土地所有制下，集体的土地已经变成了人人都想吃的“唐僧肉”，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地方掌权者个人、资本等等，一方面维护着“集体所有制”，另一方面一直在瓜分着这块“唐僧肉”。唯独名义上是土地的主人的农民则拿不到好处。要解决这个问题，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私有化不可避免。很多社会尤其是中国台湾的经验表明，土地改革是农村穷人转变成为中产阶层的最有效也是唯一的方法。实际上，在中国，土地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公平问题，而且更是政权的基础问题。很显然，因为土地引出的社会冲突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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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中农村背景学生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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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了诸多经济结构上的问题之后，再来谈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才有意义。公共服务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这些都属于二次收入分配。不过，也不能简单地把二次分配理解成为分蛋糕。在任何社会，这些社会政策的确立是消费社会的基础。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内需社会建设是关键，而社会政策又是内需社会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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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对社会公平的意义很明显。例如教育。因为教育资源在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分配高度不均，中国社会呈现出了封闭性。在名校，具有农村背景的学生越来越少。即使是他们的学业优秀，也往往缺少经济资源而不能进入大学。保持社会的流动性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方面。当然，这不仅仅是教育，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包括国有企业、政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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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如何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特权阶层。政府官员（或者“小社会”），一直在享受着特殊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城堡”内部的公共服务产生着无穷的弊端。第一，这些特权使得政府部门没有任何改革动机。中国这些方面的改革没有取得进展，后者越改革越有问题，主要是改革者（也就是政府官员）已经有了优质的“公共服务”，而与一般老百姓所要求的公共服务毫无关联。第二，这个“小社会”的内部交易有效地制约着经济发展，因为内部交易不产生GDP，或者其所产生的GDP远远小于市场价格。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小社会”一直在大量消耗甚至浪费着本来应当让全民共享的资源。现在所增加的资源例如养老保险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都流向这个“小社会”，造成了大社会补贴小社会，或者穷人补贴政府官员的局面。不取消掉这个“小社会”，不管如何强调公共服务，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也只会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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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社会到处弥漫着不公平感。这显然是非常危险的现象。对普通人来说，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有钱人，他们所拥有的一些都缺少合法性。中外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是革命最强有力的驱动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执政党需要把实现基本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到最高议事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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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何以可改革成为一个清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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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用这个题目来讨论中国的腐败问题，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就是要承认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情况；第二，中国可以成为清廉国家；第三，从腐败到清廉是要通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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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官员的腐败状况不用多说。简单地说，腐败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腐败的方式层出不穷。如果其他地方缺少创新，但官员在腐败方面的创新则是世界一流的。腐败的层级也越来越高。这些年，每年都有一些部级干部的腐败案。腐败的规模更不用说了，从20世纪80年代的几万、几十万已经发展到今天的百万、千万、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上百亿。实际上，很多腐败案例已非正常人所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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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中国腐败情况的认识是很清楚的。中国历届领导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中国老百姓对腐败也深恶痛疾，很多社会抗议运动，或者中国所说的“群体性事件”都和不同层级的官员腐败有关。外界的认知也差不多。“透明国际”组织的每次有关腐败的调查报告，中国总是被视为是其中最为腐败的国家之一。腐败也已经极其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些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对很多国家来说，人们非常羡慕中国的发展成就，也想学中国的经验。然而，一旦他们看到中国腐败的情况，就令人止步了。不管穷国还是富国，人们对腐败都是极为憎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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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陷入“腐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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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人们所说的“腐败陷阱”了呢？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确进入了“腐败陷阱”。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官场文化。尽管很多官员也痛恨腐败，但一旦身处官场，就必然腐败，无论是主动的腐败还是被动的腐败。有人说，官员不腐败，就不能展开工作。如果是这样，情况就真是很糟糕。的确，执政党领导层每天都在强调反腐败，并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腐败仍然每况愈下。越反越腐败，这是人们所深刻担忧的，也使得很多人趋于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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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从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来看，担忧是必需的，悲观主义则没有必要。很多国家也经历过很长的腐败历史，甚至更为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的出现不足为奇。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发生腐败。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腐败状况。问题是如何应对腐败？一些国家因为没有有效的应付腐败措施，陷入腐败陷阱。在这些社会，腐败俨然已经成为其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专制时期腐败，民主化了之后也同样腐败。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就是这样。但更多的国家，通过各方面的改制，遏制了腐败，建立了清廉政府。西方很多国家是这样，香港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如此看来，中国也同样面临两种不同的命运。如果能够制定有效的举措，遏制腐败，国家有可能变成清廉；反之，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腐败一直横行下去，也就会像一些社会那样陷入“腐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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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清廉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们争取来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大多清廉政府是通过改革而来，而非革命而来。很多政权因为腐败而被推翻，但并不是说新建立的政府就是清廉政府了。革命就是要革掉腐败的政府，但革命之后的情况又会怎样呢？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哪怕是暂短的政权）也是极其腐败的。中产阶级的革命要好一些，但也不能保证新建立的政权是清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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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告诉我们，组织推翻旧政府的那个政治群体或者说革命者，都怀有革命理想，在建立政权之初能够做到清廉。如果这一代怀有革命理想的群体能够确立有效的制度，这一代之后，政权仍然可能保持清廉。但如果这一代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一旦这一代过去，政府很容易转向腐败。但是，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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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腐败的几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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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如何通过改革来建设清廉政府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有关腐败的几种主要看法。这些看法是对中国为什么变得那么腐败，以及如何变得不腐败的讨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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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一是认为，执政党领导层对腐败的恶果认识不够、对反腐败不够重视，制度建设不够。从政策话语上看，执政党对腐败不是没有认识，执政党领导层已经把腐败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执政党也很重视反腐败。这些年来，执政党每年都会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官员因为腐败而下马、坐牢，甚至被杀头。不定期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成为执政党整治腐败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也经常招致社会批判，认为是超越了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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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说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没有制度建设。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是最多的。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系统有一套，政府系统有一套。反腐败、预防腐败、廉政建设等等，名称和机构多得谁也记不住，搞不清楚。但也很显然，尽管有强烈的反腐败意识、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但腐败还是在恶化。为什么？这是需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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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二是惩罚不够。也有人认为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惩罚不够。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在腐败问题上，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官员面临更为严重的惩罚，即包括党纪方面，也包括国法方面。在法律方面，中国很多官员因为腐败而判死刑。今天社会上在讨论要不要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但政府不敢轻易取消。实际上，在中国，一旦官员涉及腐败，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官员本身，而且也往往包括其家庭和亲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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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就是官员的集体性腐败。在一些案例中，整个领导班子卷入腐败；而在另一些案例中，上下级官员卷入腐败。所以，一旦哪一位官员案发，就要承受另外官员的压力。很多官员选择自杀。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中国官员还是面临很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但是，为什么官员在腐败问题上，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呢？如果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官员的腐败到底为了什么？知道案发就要杀头，家庭成员会受到牵连，为什么还要如此腐败？难道官员是为了腐败而腐败？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试探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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