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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机构众多会给腐败提供很多机会。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机构众多，反腐败不力；第二是，反腐败责任不明确，使得腐败有机可乘。其三，反腐败机构众多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本身的腐败。因为所有这些反腐败的机构从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因此，其他的机构有多腐败，反腐败的机构也必然有多腐败，甚至更腐败。反腐败机构往往掌握着有关腐败的信息，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更有技术和手段不仅来进行腐败，而且能够逃避反腐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是最腐败的一个系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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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各个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这两个政府的反腐败经验。也应当说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反腐败机构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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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着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反对党并非反腐败的有效机制。很多人相信，只有多党制才能反腐败。但从经验看，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世界上那些实现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为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反对党的参与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也往往同样腐败。而社会的参与较少政治性，更多的是为了一个清廉政府，因此更能有效地反腐败。不过，在中国，社会并没有有效参与反腐败的管道。一些制度例如举报制度一直存在着，但往往是名不符实，在很多方面也会产生很多负面效果。应当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很快的变化。不过，社会对反腐败的参与总体上看，仍然是需要通过非正式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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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通过怎样的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有效的反腐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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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结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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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面积的腐败，如何入手？在反腐败的手段和政策层面，人们需要一些新思维。除非发动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大面积的群众运动，全面反腐败不仅不可能，也很难有成效，更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反弹。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群众运动也过去了。面对新时代，人们应当换一种思维。首先，反腐败要依靠已经开始出现的“竞争性政治”。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已经在中国开始，那就是干部官员之间的“竞争”。目前的这种竞争，因为明文规则的缺失，仍然很不规范，但最终逐渐会规范起来。各国政治经验表明，政治竞争本身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暴露官员的腐败。实际上，今天中国很多腐败案件的发生（包括那些在互联网上曝光的案件）与其说是反腐败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政治竞争”的结果。对执政党领导层来说，所需要的是要利用“政治竞争”这个大趋势，而不是阻止这个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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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清廉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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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清廉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党内，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想腐败，也有一些官员不想腐败，但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因此，应当考量的是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官员不再被继续任用。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断其生涯。而那些愿意公开财产的官员，则可以被继续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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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腐败既可以是狭义上的经济腐败，也可以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例如性贿赂、包二奶等等。这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来处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针对官员操守的道德委员会。在中国，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党政官员的职业伦理。中国历来被视为是一个道德国度，对官员的道德压力不仅必要，而且也可以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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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反腐败不能是“左手”反“右手”。在一党制下，反腐败不力往往是因为“左手”反“右手”之故。大量的腐败都发生在“一把手”群体，也就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其相关的官员。“党的领导”原则表明党的主要领导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反腐败？要通过制度设计。反腐败机构要错位设置，“下管一级”。和干部任命制度一样，对下一级官员的监督和检查要有上一级反腐败机构来做。也就是说，反腐败的权力不能由同一级官员来行使。同时，反腐败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来源等等，都要和同一级政府割离，保证他们不受同一级政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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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腐败已经高度社会化，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各国经验来看，在如此广度和深度的腐败环境中，只有通过培养清廉官员，从精英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才会有建设清廉政府和清廉社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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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减少内部多元主义的同时要增加外部多元主义，即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但外部力量反腐败也必须体现为制度行为。例如，社会审计制度很重要，很多方面可以让专业的审计组织，尤其是那些具有良好声誉的审计机构来参与反腐败。这样可以避免内部审计的弊端。这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政府向社会收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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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要有效利用媒体的力量，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媒体至少能够为政治和行政的暗箱操作投入一些阳光。媒体不仅仅可以揭露腐败，更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腐败能够大行其道，能够招摇过市，主要是因为没有阳光。如上所说，中国的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已经开始在揭露腐败方面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但这方面需要提高其制度化的水平，而不能一直停留在偶然和自发的水平。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制的支撑，社会自发反腐败所要承担的高成本和风险，会使得反腐败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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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反腐败是一项综合政治工程。要找到重大的突破口，制度设计最为重要。如果继续依赖于传统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继续依靠超越法治的政治手段，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最终会导致更多的腐败。要遏制人性的腐败，一整套可以导致清廉行为的制度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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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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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刚刚创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在大多数国家仅仅是社交工具的技术，可以在今天的中国扮演如此重大的政治角色。以“网络”开头的很多概念，已经成为讨论今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关键词，例如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网络社会管理和网络反腐败等等。如果把所有这些以网络为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实践，放置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环境下来讨论它们的意义，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微博时代的网络政治参与，如何能够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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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变革的路径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概括，即开放、竞争和参与。其中，开放最重要，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这三方面从学术上说是三个相关的概念，但从政治实践上说则是三个正在发生的相关过程。一般而言，当人们说“开放”时，指的是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的开放，即“改革开放”概念中的“开放”。但这里所指的“开放”是政治领域的开放，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开放，向不同精英群体开放，向不同的社会利益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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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又可引发出另外两个过程，即竞争和参与。竞争就是竞争人才、思想和政策等等。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政治过程，参与政治人才的选拔和选举、思想和政策的形成和实践。这里，竞争又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就很难实现参与。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网络，在所有这些方面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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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网络和政治开放之间的关系。很显然，网络创造了一个开放的政治背景，即政治互联网平台。在西方，有关互联网的作用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个观点认为，互联网是政府行使专制权力的工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是民主化的工具，有学者更是简单地把互联网化和民主化等同起来。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观点都不成立。互联网是促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相互转型”的一个有效技术手段。一方面，互联网在有效“软化”着政府官员的传统专制行为。有了互联网，政府官员再也不能像前互联网时代那样专制地管治社会了，而社会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顺从政府的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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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无法建立民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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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尽管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互联网的确在政治变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表明，互联网可以促成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尤其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就拿近年来中东、阿拉伯世界的例子来说，可以看到互联网的确扮演了一种关键的作用，推翻旧的政治体制。但人们并不能简单地把推翻旧的体制和政治民主化等同起来。在那些互联网被用来推翻旧政府的社会，怎样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它们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推翻一个政权是一回事情，而建设一个新制度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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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之所以能够造就政治的开放性，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本身的技术特征，另一方面是因为应用这种技术的群体。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就是其分散化、分权化及其相关的开放性。较之传统上所有媒体工具，互联网是最分散和分权化的。当互联网应用于其他现代通讯技术，例如手机、iPad等时，这些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互联网的开放性，促成了使用这种技术的群体的开放性。这是一种扁平化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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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作为一种技术，互联网更是可以被用来打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界限。中国政治经常表现为“城堡政治”，就是说，官员为自己修筑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堡”，把自己关在这些“城堡”内。他们为了做官而做官，而和社会没有实质性的关联。社会成员被隔离在“城堡”之外。当然，这里的“城堡”是一个比喻。不可否认，今天中国的政府和社会群体之间、官员和人民之间，存在着一堵又一堵的“城墙”，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结果怎样呢？如果官员躲在城墙内，总有一天老百姓就要围城。这是历史的规律。互联网在这里扮演了一个至为重要的角色，它成为打破城墙的最有效的工具。在最低限度上，互联网迫使政府官员来回应社会。从积极面来说，互联网也提供给官员一个工具来和社会群体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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